我们这些剩下的坦克兵，眼神扫过每一张疲惫的脸。“我知道这听起来像自杀任务。也许它就是。但命令是坚守顿巴斯。而顿巴斯需要坦克，需要还能战斗的坦克兵。”

他顿了顿，最后说：“想退出的，现在可以留下。不会记录为逃兵。这是...诚实的选项。”

没有人动。不是因为英勇，是因为没有选择。留下？在这片被遗弃的土地上，在苏军即将渡河的地方？那比前进更接近死亡。

“那么，”冯·伯恩说，“出发。”

引擎陆续启动，声音在雨后的寂静中格外刺耳。“巨兽”的发动机咆哮了三次才成功点火——湿气进入了点火系统，威廉低声咒骂着调整。然后我们动了，缓缓驶出村庄，驶上向西——不，向东南的道路，驶入未知。

第一天的行军相对顺利。我们沿着小路前进，避开主干道，偶尔经过的村庄大多已经空无一人，有些还在冒烟——撤退部队执行了焦土政策。下午五时，我们在一个小树林里隐蔽，等待天黑。燃料消耗比预期大，因为临时维修的悬挂增加了阻力。

第二天夜间，我们遇到了第一支苏军部队——不是主力，可能是侦察单位或游击队。三辆卡车，没有坦克。他们在十字路口设了路障，但当看到四辆虎式（即使其中一辆像跛脚的巨兽）从黑暗中驶出时，他们放弃了路障，消失在夜色中。我们没有追击，没有开火，只是清除路障，继续前进。每一发炮弹都太宝贵了。

第三天黎明前，我们抵达了第一个秘密补给点——地图上标记的一个废弃农场。但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烧毁的谷仓和几具已经腐烂的德军士兵尸体。补给要么被转移了，要么被抢了，要么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燃料怎么办？”冯·伯恩在无线电里问，声音里第一次出现了焦虑。

“下一个点，”我回答，虽然自己也不相信，“八十公里外。”

那天白天我们无法隐蔽——周围是开阔的草原，唯一的树林在五公里外，而我们的燃料不够绕行。只能冒险白天行军。上午十时，苏联空军发现了我们。

第一批是两架伊尔-2攻击机。它们从云层中俯冲而下，机炮扫射，火箭弹呼啸。一辆半履带车被击中起火，一辆四号坦克的履带被炸断。我们的防空火力——几挺机枪——几乎无效。伊尔-2被称为“飞行坦克”是有原因的。

“巨兽”也中弹了。一发火箭弹击中炮塔侧面，没有击穿，但炸坏了侧面的储物箱和部分外部设备。冲击波让车内所有人耳鸣了几分钟。

“不能停！”我在无线电里喊，“全速前进！散开队形！”

我们像受惊的兽群在草原上狂奔，虎式的发动机嘶吼着，时速达到了罕见的三十公里——对它的状况来说这是玩命的速度。威廉紧握操纵杆，汗水浸透了他的后背。“左侧悬挂...要撑不住了！”

“撑不住也要撑！”

第二批攻击机来了，这次是四架。更多的火箭弹，更多的扫射。一辆四号坦克被直接命中顶部薄弱处，弹药殉爆，炮塔飞上天空。

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不是我们的奇迹，是天气的奇迹。北面涌来大片乌云，几分钟内，暴雨倾盆而下。能见度降到不足五十米，攻击机不得不拉起，消失在雨幕中。

我们在暴雨中继续前进，像一群幽灵战车在灰色的雨帘中穿行。雨水冲刷着装甲上的血迹和焦痕，但冲不走越来越深的绝望。

第四天，我们抵达第二个补给点。这次有东西——两辆油罐车，藏在山洞里。但只有燃料，没有弹药，没有食物，没有零件。

“三百升柴油，”负责看守的工兵中士报告，他是个独臂老人，另一只手在斯大林格勒失去了，“本来是五百升，但...有人先来过了。”

三百升，分给四辆虎式和八辆四号。每辆虎式只能分到五十升，勉强够跑一百公里。而到扎波罗热还有两百公里。

冯·伯恩做了决定：“虎式加满，四号加一半，其他车辆...用剩下的。”

这意味着有些车辆要被迫遗弃。我们看着那些半履带车的车组成员默默下车，看着摩托车手推着他们的坐骑走向路边，看着他们把自己绑在坦克外面——这是唯一的搭车方式。

“巨兽”加了五十二升油。威廉计算后说：“加上剩下的，总共一百一十升。到扎波罗热...勉强够，如果不发生战斗的话。”

如果不发生战斗。在东线，这句话就像说“如果不下雨”一样可笑。

第五天夜间，我们看到了火光——不是村庄的灯光，是战火。前方地平线上，天空被映成橙红色，炮声连绵不绝。顿巴斯前线。

“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埃里希说，声音里没有任何情绪，“燃烧的地方。”

第六天清晨，9月9日，我们终于看到了扎波罗热的轮廓——或者说，曾经是扎波罗热的轮廓。城市在燃烧，烟柱像黑色的柱子支撑着天空。街道上，溃散的德军部队和难民混在一起，向第聂伯河上的桥梁涌去。

“不是坚守吗？”约阿希姆不敢相信地问，“他们在逃跑！”

“那是溃退，”威廉纠正他，“我们是来阻止溃退的。”

我们在城市郊区找到了南方集团军群的指挥部——实际上只是一个设在地窖里的临时指挥所。集团军参谋长亲自接见了冯·伯恩，然后是我们这些车长。

“你们来了多少人？”将军问，他盯着地图，甚至没有抬头。

“四辆虎式，八辆四号，还有一些辅助车辆，”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