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出了山就……”

“出了山，我认。”老吴打断他，又从怀里摸出一个小铁盒，打开一条缝，让胡掌柜和王胖子瞥了一眼里面几支磺胺注射液，“我用这个，再加五十块银元，做保。如果我用来换票的法币和银元，最终让胡掌柜你觉得亏了，或者边区票在你手里成了废纸，你可以凭这个铁盒和里面的东西，到石门‘福寿堂’药铺找一个姓孙的掌柜，他会按市价补偿你的损失，只多不少。”

磺胺针剂！又是这硬通货！胡掌柜眼角跳了跳。这吴老板出手果然不凡，底气也足。看来这边区票，恐怕真有点名堂。

“好！吴老板爽快！”胡掌柜不再犹豫，“这笔生意，我做了！不过，六百面值的边区票，我手头一时没那么多现货。我得去筹措一下，三天后，还是这里，咱们交割。”

“一言为定！”

三天后，交易顺利完成。老吴用五百法币、一百银元加上五十银元的“保证金”和那盒磺胺针剂的“信用抵押”，换回了面值总计六百元的边区票，各种面额都有，新旧不一，但都印制清晰，难以仿造。胡掌柜则得到了一笔混合现金和一笔潜在的、高价值的药品抵押。

老吴离开后，胡掌柜拿着那叠边区票，翻来覆去地看，又掂量着到手的银元和法币，心里总觉得这买卖透着古怪。这吴老板，费这么大周折，用硬通货加硬货抵押，就为了换这叠山里人用的纸票？图什么？难道这票子真有什么魔力？

他想了想，叫来一个机灵的伙计，吩咐道：“你跑一趟西边，靠近山里那些村子，打听打听，这种票子，现在到底怎么个用法，好不好使。顺便……看看能不能用咱们刚收的法币，或者低点价钱，从老百姓手里收点这种票子回来。悄悄的，别声张。”

伙计领命而去。几天后带回消息：在山边那些受八路军影响的村子里，这种边区票确实能用，而且很受欢迎。买盐、买布、交公粮、甚至小摊上买个烧饼，都认这个。法币和鬼子票得打折，老百姓还不一定乐意要。而且，那边好像管得挺严，禁止私下炒卖票子，物价也相对稳定。伙计还用比较低的价钱，从几个急着用钱的老乡手里，收回了百十来元边区票。

胡掌柜看着伙计收回来的、带着汗渍和泥土气息的边区票，又对比着自己手里那叠崭新的，心中豁然开朗。这八路军，搞经济还真有一套！他们不是靠枪杆子强行推行，而是实打实地用物资和稳定的价格体系，给这纸票子注入了信用！这信用，在兵荒马乱、货币滥发的今天，简直是一股清流！

他敏锐地感觉到，这里面，或许有巨大的商机。如果边区票的信用能维持住，甚至随着八路军地盘的扩大而增强，那么现在用贬值的法币或不太受欢迎的“联银券”低价收购边区票，将来就可能获得丰厚的回报！就算不图升值，手里握着这种硬挺的票子，以后跟山里做买卖，也事半功倍。

想到这里，胡掌柜立刻行动起来。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和渠道，开始小批量、分散地收购边区票。不仅用法币，也用一些根据地可能需要的、不算太敏感的物资（如针头线脑、普通书籍、廉价文具）去换。同时，他也开始留意，哪些商人经常往来山区，或许能建立更直接的兑换渠道。

胡掌柜不是个例。随着风暴团经济网络的扩展和“边区票”通过贸易渠道少量外流，在一些靠近根据地、消息灵通的灰色地带，关于这种“山里八路的硬票子”的传闻，开始悄然滋生。最初只是好奇和试探，但随着少数像胡掌柜这样敢于吃螃蟹的人尝到甜头（或者至少没吃亏），这种试探逐渐变成了小范围的流通和储备需求。

当然，阻力巨大。日伪当局很快注意到了这种“非法货币”的苗头。在正太铁路沿线几个重要城镇，贴出了告示，严禁使用和持有“匪区票券”，违者严惩。一些税卡和巡逻队也加强了对往来行商的盘查，试图截断边区票的流通。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经济联络处的同志们应对经验也在增长。他们不再大规模携带边区票出境，而是更多地采用“凭证”预约、物资直接易货、或者利用像胡掌柜这样的中间商进行小规模、分散化的兑换。边区票的外流更像毛细血管渗透，虽然缓慢，却难以彻底阻断。

更关键的是，边区票的信用基础，不在外面，而在根据地内部。在杨各庄，在赵庄，在风暴团控制的各个村庄，一场更为深刻和扎实的“货币战争”正在默默进行。

赵刚亲自抓这件事。他组织各村公所、合作社、民兵队，大力宣传边区票，明确公告根据地内交易、缴税、发放津贴，原则上都以边区票为准。公营的盐店、布店、杂货铺，坚决执行边区票标价，并且保证基本生活物资的平价供应。兵工厂支付部分工人工资、收购村民提供的简单零部件或劳务，也开始使用边区票。

同时，严厉禁止哄抬物价和恶意拒收边区票的行为。有几个不开眼、试图用囤积食盐逼迫老百姓用法币或银元交易的旧商人，被民兵队查处，货物平价出售，本人接受教育。经过几次这样“杀鸡儆猴”的典型事件后，根据地的商业秩序迅速稳定下来。

老百姓是最实在的。当他们发现，拿着边区票真的能随时买到价格稳定的食盐、火柴、布匹，能交公粮，甚至能存在村合作社生一点点“利息”（实物补贴形式），而拿着法币反而要担心明天还能买多少东西时，选择不言而喻。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