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补充牙山兵力。

走海上。

唐朝时，就是走海上运送援兵。那是去支援新罗，攻百济。新罗的北边，是高丽。

情况相似，牙山在汉城以南，汉城一线是日军。除非不顾牙山而从平壤重兵全力压迫汉城日军，想增援牙山，恐怕只此一辙。

为什么其它淮军部队不从陆路，过鸭绿江增援，而从海上到鸭绿江口？

看地图，水路确实近一点。大沽口到大同江口（也包括后改的鸭绿江口），按路程和陆上、水上行军速度大致量划，能节约一部分时间，同时可能节省部分体力。如果加上运送物资，在当时陆路车载马驮的条件下，海运确实是更为高效的方式。

为什么不就近调兵，从关外多抽调部队前往？

关外能抽出奉军就不错了，再抽，恐怕大清“龙兴之地”，就成一座座空城了。

何况增援牙山是原计划之外的事，涉及整个大清朝的兵力调动。

也许在李鸿章看来，对于守卫牙山的淮军部队，也只能调淮军增援。唯此，方最可靠。但是，淮军作为大清的机动部队，已经差不多全部出动了。

海路赴朝增援牙山的，由记名提督江自康率领的仁字军两营，实际是从直隶通永镇总兵吴育仁部芦塘防军抽调来的。

这么算的话，直隶所属部队，也已经快抽调一空了。

因为就是这仅两千余人的兵力，也不是李鸿章给叶志超电报中说得那么轻巧，还是多方设法抽拨的。李鸿章虽然未便说出，但从下面盛宣怀给叶志超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筹拨增援军的为难情形：

“贵部孤悬牙口，力薄势单。前议于山海关抽拨一营，以恐该处空虚，仅拨二百人，合之吴乐山所统共二千二百人，仍不见厚，帅意向绥、巩商调两营，孝侯观察(戴宗骞，字孝侯)亦未见允。只得先令渡海，计二千令人……贵部如须厚集兵力，仍望麾下切实电禀中堂，弟再代为说项。至目下则防军已属空虚，无可添拨。贾致堂招八营，吴瑞生招五营，均备填扎。卞吉云添五百人，新兵一时不能到，且未经训练，亦不能战也。”[《日清韩交涉事件记事》，转引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

临战了，方才东拼西凑，已经打算从山东威海的戴宗骞所属绥、巩军那里抽调军队，可见统帅李鸿章捉襟见肘的冏态，也可见大清朝平时的军备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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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终于开启了大规模的对朝派兵增援。

然而这一切，皆在日本人的严密观察之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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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甲午背后的暗战

中日战史，关于甲午战争，用词最多的是“遇”、“遭遇”……仿佛双方就是在一个屋子里，蒙着眼玩相互“捉迷藏”的游戏。

战争中有巧合，但不可能始终是运气。中国咋那么倒霉，挨着日本还不够，走路还老碰上？

茫茫大海，漫无目的，没有卫星侦察也没有卫星导航，哪有那么容易就遭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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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的事实和过多蹊跷的“巧合”，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日本人其实很早便知道了大清增兵的计划。

做到这条，首先是十分注重和依靠周密的情报侦察工作。

在扩军备战同时，日军就注意情报的作用，并建起了一个虽说不够严密、但也相当密布的情报机构。

日本各级设立电报课，还有后来的特高课，樱机关，梅机关……这些情报机构，是日军的一大特点。后来的很多日军高级将领，都具有情报工作的背景。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由于情报意识和思路问题，日本刺探情报的意图最初并没有引起清朝政府重视，相反清朝为了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震摄目的，不断炫耀本国军事实力，甚至和盘托出。

但这样做，从另一面来讲，等于是主动向日本公开展示本国的军事秘密。

所以，日本的一些战略性侦察工作，不是偷偷摸、困难重重，而是大摇大摆、唯恐不细。

而且，决没有虚虚实实、实而虚之、虚而实之一说。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征讨清国策》，就会发现：大清几乎所有的重要军港的地形、炮台建设、兵力配置，都进行了详细介绍，准确地分析了优劣势、强弱点，还为未来的攻击行动提出了预案。

这些相当有效率的工作，足以证明日本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情报网络，并较好地进行了了情报的收集、处理、评估工作。

随着对清战争迫近，日本侦察工作也加紧、更加密集地进行。

战前，日本在驻天津、上海公使馆，直属政府的间谍领事和隶属参谋本部的陆海军间谍武官，都在汇集各路间谍密探送来的军事情报发往本国，为政府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