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可立予开释。”[《军机处电寄李秉衡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从理论上讲，光绪的方法，绝对是个抓住全局关节点的招法，一招出去，解决两处问题——敌人别说靠近威海口，连岸都上不去，陆上也安全了。

可是……本钱呢？光绪所恃，是敌人畏惧的铁甲舰。

但在北洋海军舰只减少、镇远铁甲舰重伤的情况下，即使“乘间出击”，结局实在是难料。

如果再有完整的六艘主力舰，丁汝昌也敢冲出港去，海上迎击。不求有功，但求堵住朝中那些人的嘴，他也会干。

关键是实力。如果有那个实力，日本人也就不会来了。

既然没这个实力，只能采取守势。

丁汝昌所想的，正是依托岸炮，首先“保护自己”。同时在敌人来攻的时候，还能合力保港，做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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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丁汝昌提出了一个“水陆相依”的策略。

早在1月13日，朝廷命令李鸿章筹措威海的防御，“悉心筹酌，饬令海军诸将妥慎办理”。李鸿章判断，“查倭如犯威，必以陆队由后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游弋口外牵制我师”，采取水陆夹击之势。所以命令丁汝昌考虑“兵轮当如何布置迎击”，做到“水陆相依，庶无疏失……”[《寄刘公岛丁提督刘镇》，《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丁汝昌就抓住了“水陆相依”，与诸将合议，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

一、根据敌我舰队的力量对比，军舰与炮台互相依辅是唯一可行之法。

二、威海与旅顺港口情形相异，水面开阔、回旋余地大。（也特地表明，不会出现皇上担心的“若敌船逼近，困守口内，转致进退不得自由”的情况。）

三、威海后路地阔兵单，全靠后路有大股游击之师，防敌抄袭后路，庶几威防可固。

这个方案，到了李鸿章同意，“海军所拟水陆相依办法，似尚周到。”[《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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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俩人配合默契，真不够地道啊。

丁汝昌的计划中，竟然还管上陆军了，把球踢给陆上，全靠后路的“大股游击之师”。

当然，他也不仅仅是难为李秉衡。李秉衡那点人也不够。

丁汝昌寄希望的，是向皇上要来“大股的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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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保船，丁汝昌皆力反对关于舰队出击的命令，或任何离港的要求。

并且不惜称：若海军一走，陆军心寒……

当然，后来让他突围，他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而另一方面，也因为要依靠岸上防线保船，丁汝昌皆力反对任何削弱岸防力量的方案，希望确保陆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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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威海设防的情况看，尽管北洋舰队力量大为削弱，但日军要想从海上攻入还是极其困难的。威海防御的弱点仍在陆路，而陆上炮台则归陆军指挥。

都是为了守威海，在选择防御方式上，主动出击还是固守炮台？

北洋提督丁汝昌自己困守一隅，当然只能寄希望于岸上火炮的支援掩护。

所以，他不希望戴宗骞主动出击。

恰恰在陆上炮台的防御问题上，丁汝昌与威海陆军主将戴宗骞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

针对如何防御日军从陆路进攻威海，戴宗骞有自己的理解，提出了“御敌于境外”之策。

就是说，不能困守在炮台内，而应该出去，甚至到海边迎击登陆的敌人。

他认为：御敌于境外，还能以战为守，如果就这样纵敌深入腹地，那敌人一股锐气地围攻，我却被动困守，与其束手待毙，何如先发制人？

他还准备将威海陆上防务一并交给丁汝昌兼管，自己亲自带队出去迎敌。

戴宗骞“御故于境外”之策并非不好，但抽调主力去打游击，后路炮台，却是非常冒险的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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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丁汝昌当然理解前出迎敌，或许更能把握主动权。但兵力有限，却是最大的担忧。

所以丁汝昌坚持“游击之师不得不仰仗抚军”，并对挑选精锐，以备亲率出击的戴宗骞加以劝说：尊意万一倭寇登岸，便亲率精兵迎击，倒是能机动防御，得时得势。只是兵力单薄，你一走后路空虚。委以鄙人照料，我临战在海上分调船艇，都恐怕照应不过来，岂有余力指挥岸上战斗事宜？请念在威海陆路关系全局，全靠兄弟的份上，还要同心同德，合力固守。[参见《甲午战争史》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