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行为属于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另外，荣阳是否实施强行灌药的行为，是我们判断其犯罪动机和其是帮助自杀还是直接动手杀人的重要依据。

　　关于该问题，在直接证据方面仅有被告人供述，而在间接证据方面，现场勘验检查笔录、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等均证实被害人在死亡前没有进行激烈的反抗或者挣扎。

　　因此，综合本案在案证据，我们认为荣阳没有实施强行灌药行为。这一点对被告人是有利的。

　　第二，荣阳的行为与母亲吕艳兰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此前，吕艳兰因不堪病痛折磨而产生了轻生念头，但是由于卧病在床，无法自行实施自杀行为。

　　在吕艳兰的请求下，荣阳明知农药有剧毒性，仍向吕艳兰提供农药。虽然其只是将农药递给吕艳兰，但其明知吕艳兰得到农药服下后，必然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荣阳提供农药的行为与吕艳兰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第三，荣阳的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且不存在违法性阻却事由。

　　帮助自杀行为涉及刑法理论中的被害人承诺问题。被害人承诺，是指经权利人允许实施损害其权益的行为。

　　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曾说过，‘对意欲者不产生侵害’，也就是说，行为人实施某种侵害行为时，如果该行为及其产生的结果正是被害人所意欲的行为与结果，那么，对被害人就不产生侵害问题。这表明在传统观念中被害人承诺对违法性的认定存在一定影响。

　　其实我本人对本案的被告人也很同情。

　　但是，在当代刑事理论体系中，被害人承诺作为违法性阻却事由，存在一定的限制。

　　一般来说，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外，即使是纯属于公民个体的私权，也并非完全由权利主体自由处分。比如生命权就不可自由处分，经被害人承诺而杀人的，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

　　我们现行的《刑法》没有专门就被害人承诺问题进行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有被害人承诺情形的故意杀人，原则上都不将被害人承诺作为杀人犯罪的阻却事由，但可以作为减轻刑事责任的理由。

　　综上，本案中，被告人荣阳帮助自杀的行为虽然系在母亲吕艳兰的请求下实施的，但由于其侵害的生命权超过了被害人承诺可处分的范围，故不能排除其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杜庸阐述着他的观点。

　　“其实我更关心的是如果被告人荣阳构成故意杀人罪，如何判刑的问题。

　　说实话，我内心里也是同情被告人的。”宋辉见杜庸发表完了意见，把话茬接了过来。

　　“这是咱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杜庸一脸严肃的说道：“既然为被告人提供辩护，在罪名确定的情况下，怎么说服法院减轻对被告人的处罚，是我的义务，也是我的工作重点。”

　　宋辉很理解杜庸的感受，明明知道被告人是孝子，但是却无力为他洗脱罪名，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罪轻辩护，这是最符合现实的，目前来看也是最可取的辩护方案。

　　“《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对于何谓‘情节较轻’，目前尚无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以我的经验来看，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一般会将义愤杀人、防卫过当杀人、帮助自杀、生母因无力抚养亲生婴儿而溺婴等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情节较轻’。

　　所以我建议杜律师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再加上本案在网上形成的大量正面评论，成功的希望比较大。”宋辉建议道。

　　团队的律师献计献策，直到下班才散去。

　　……

　　这一日下午，方轶正在低头忙碌着，敲门声响起，进来一位圆脸的男律师。这位律师方轶眼熟，知道他是法律援助团队的律师，但却不知道他的名字。

　　“方律师您好。我是法律援助团队的律师，周元中。”圆脸男律师进门后，自我介绍道。

　　“您好，周律师，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方轶好奇的看向他。

　　“我们法律援助团队要招聘一名律师助理，我想推荐一个人担任这个职务。刚才我去找过万主任，但是万主任让我来找您。”周元中一脸的诚恳，眼巴巴的等待着回答。

　　“哦？您把简历给我吧。”方轶看到他手中拿着一张A4纸，应该是个人简历。

　　周元中急忙将手中的简历递了过去：“方律师，这个人学历不高，而且以前还有些前科，但是我还是希望您能给他一次机会。”

　　“嗯，我先看看。”方轶并没有答应他，也没有拒绝，只是微笑着看向他。

　　周元中与方轶不熟，表示感谢后离开了办公室。

　　法律援助团队招聘的律师助理，说白了就是一个打杂的，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很多工作都是熟练工种，工资也不高，这种工作法学毕业生根本看不上。这事，之前万可法在合伙人会议上提过一次。

　　方轶不明白周律师为什么要推荐一个有前科的人。另外，他想不通一个小律师助理而已，万可法为什么会把周元中打发到自己这里来，人事部门不能处理吗？

　　方轶习惯性的拿起简历看了一眼，简历上的人名叫马思达，二十三岁，初中毕业便开始混迹街头，因为打架曾被行政拘留了十日，后来因打架斗殴被司法机关处理过，被判了一年半，才出来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