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它对你一点没有好处。刚一被释放出来，你就立刻开小差逃了。’

“‘我倒真佩服你的辞令，’我说，‘若是有人从你们的魔爪下逃出来，就叫作什么开小差。’

“‘你还能管它叫作什么？给你的命令是不准离开德国！’

“我做了一个轻蔑的手势。当格奥尔格还没有权力把我关押起来的时候，这样的谈话我就已经和他进行过好多次了。

“‘格奥尔格一直是个极端愚蠢的人，’海伦说，‘一个体力强大的脓包。他需要他的装甲哲学，正像胖妇人需要紧身胸衣一样，因为没有了这东西，他就一点模样也没有了。不要跟他争辩。他会大吵大嚷，因为他是个弱者。’

“‘住嘴！’格奥尔格说，口气比我预想的还要平静。‘把你的东西拾掇好，海伦。局势很严重。我们今夜就搭火车回去。’

“‘严重到什么程度？’

“‘战争就要爆发了。要不，我也不会赶到这里来了。’

“‘你反正怎么都会到这里来的，’海伦说，‘跟你两年前来到瑞士一样，那时我也不愿意回去。对一个忠诚的党员来说，有个姐姐居然不愿意住在德国，那是挺叫人心烦的事。你劝我回去。可是这一回，我就在这儿住定了，你再劝也没有用。’

“格奥尔格瞪着眼睛瞅着她。‘就因为这个卑鄙的流氓吗？我估计是他劝说你这样干的。’

“海伦笑了起来。‘流氓——这个词儿我倒是很久没有听到了。听起来好像是中世纪似的！不，这个流氓，我的丈夫，并没有劝说我干什么事情。他倒是确实尽了一切心力，打发我回去。提出的理由比你的还要高明得多。’

“‘我要跟你单独谈几句话。’格奥尔格说。

“‘这对你没有一点好处。’

“‘你是我的姐姐。’

“‘我是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女人。’

“‘那不是一种有血缘的亲属关系。’格奥尔格说道。随后，他突然改用一种像生气的孩子那样的口吻。‘你甚至连一把椅子也没有给我坐。我老远地从奥斯纳布吕克赶到这里来，你甚至不请我坐下。’

“海伦笑了。‘这不是我的屋子。是我丈夫租下来的。’

“‘请坐，冲锋队大队长和希特勒的宠儿，’我说，‘不过不要待得太久。’

“格奥尔格怒悻悻地瞅了我一眼，啪的一响坐在一张破旧的长沙发椅上。‘我很想跟我的姐姐单独谈几句话。你脑袋瓜里就不明白吗？’

“‘把我逮捕的时候，你们可曾让我跟她单独谈过话？’我问他。

“‘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码事。’

“‘对格奥尔格和他党内的同志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总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码事，’海伦说道，‘当他们屠杀或者逮捕那些不赞成他们的人，还有当他们把你关进集中营去的时候，他们都是在维护祖国那被糟蹋的荣誉——我说的对吗，格奥尔格？’

“‘一点不错。’

“‘他总是正确的，’海伦继续说道，‘从来没有一点疑虑，从来没有一点良心上的不安。他始终站在正确的一边，权力所在的一边。他正像他的元首——世界上最最爱好和平的人，但要人人都按着他说的去做。别人往往全是些捣蛋鬼。我说得对吗，格奥尔格？’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海伦说，‘可样样都有关系。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宽容的城市里，你的自命正直显得何等可笑？尽管你是平民打扮，可你总是穿着高筒靴，为了把人们踩在你的脚下。可是，在这儿，你没有一点权力。现在还没有。在这儿，你没有办法叫我加入你们那个榨人汗水、专横霸道的民社党妇女联合会。在这儿，你没有办法把我当作一个囚犯来对待。在这儿我能够呼吸，而且我决意待在这儿，继续呼吸下去。’

“‘你拿的是德国护照！战争就要爆发，你就要被关进牢房了。’

“‘眼下还不会。不管怎么样，我宁愿关在这儿的牢房里，也不愿住在德国。因为在那儿，你们也非得把我关起来不可。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我已经呼吸到自由的清新空气，现在我知道离开你们，离开你们的营房，你们的人类配种站，你们那可怕的号叫，离开这些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了。我再也不能保持缄默了！’

“我站起身来。眼看她把自己暴露在这个怎么也不会了解她的民社党暴发户面前，我受不了。‘这都是他的过错！’格奥尔格咆哮着说。‘该死的世界主义者。他把你腐蚀了。你且等着，我们会来收拾你的。’

“他也站起身来。他很容易把我毒打一顿。他身形比我大一倍，而当年在集中营里，他们给我上的民族复兴课程又把我的臂肘给搞僵了。‘不准你碰他一根毫毛！’海伦十分轻声地说。

“‘懦夫！’格奥尔格说。‘你干吗非得要袒护他？他难道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吗？’”

施瓦茨朝我转过脸来。“这是一件关于纯粹体力的怪事。我们知道，它跟勇气或者性格力量毫无关系。抓在跛子手里的一支枪，能使体力和膂力最强大的一副皮囊萎瘪下去。这些道理你全知道，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觉得羞辱，因为你顶不住那么一个愚蠢的彪形大汉。你知道那不是什么勇气的竞赛，你知道这个恶霸说不定是一个十足的懦夫——但是那也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找寻借口，你要为自己辩护，你觉得像一条蛆虫，因为你不愿意被人家打得稀巴烂。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我点了点头。“我们知道这是何等的荒谬。可是那样一来，我们就更加觉得糟糕了。”

“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