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是关注少数民族、中外关系，而较少论及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勃朗的文章只是概观，丁韪良的文章也不是他所最熟悉的中国法制史）。这三点基本上可以概括19世纪美国东方学会汉学研究的特点。在上述文章中，其中第一篇的作者克拉普罗特是法国学者（曾长期在德国、俄国工作），他的文章原载于法国亚洲学会1822年的《学报》上，第二篇文章则是格里诺根据一位法国学者所翻译的有关中文文献编写的，之所以在1843年第一卷上出现接连两篇有关中国的文章，是和《南京条约》后中国向西方开放的新形势有着密切关系的。另外伟烈亚力是英国传教士汉学家，他的文章和前面这两篇文章都说明了欧洲东方学对美国的深刻影响与互动。索尔兹伯里的文章正是在伟烈亚力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阿拉伯文和比较语言学）来为相关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大秦景教碑以及中国犹太人之所以受到关注当然还是跟西方文化的希伯来源头有着密切的关系。

20世纪以来，汉学研究在美国东方学会中的比重有所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为学报投稿并参与学会的活动，主要有夏德（Friedrich Hirth）、劳费尔（Berthold Laufer）、顾立雅（H.G.Creel）、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德效骞（Homer H.Dubs）、卜德（Derk Bodde）、恒慕义（Arthur W.Hummel）、富路特（Luther C.Goodrich）等。这些学者均兼通中西，其中不少有欧洲的学术背景，他们成为二次大战以前美国汉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来自中国的学者开始参加美国东方学会的各种活动，如许地山、梅光迪、裘开明、李方桂、赵元任等。由于这批学者的努力，东方学会的汉学研究在20世纪的前40年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但从总体上讲，东方学会注重近东、古代和语文学方法的传统却没有大的改变，这引起了新一代远东研究学者，特别是汉学家的不满，他们希望建立一种不同于欧洲的汉学研究和亚洲研究的新模式。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激发了东方学会内部的论战。1941年，为了适应美国在亚洲利益的需要，以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发起成立了远东学会（Far Eastern Association）。该会得到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很快成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最重要的机构之一。费正清在学会内外鼓吹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对近现代中国进行研究，成为一种新的美国模式的开创者。远东学会开始时还和东方学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如一起开年会等等。后来由于远东学会的迅速发展，使其终于在1954年完全离开母体。这一举措的长远意义在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汉学研究”和“中国学研究”有了各自的学术活动阵地。

1942年是珍珠港事变的第二年，也是美国东方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太平洋战争加深了美国对东亚的重视，这很快也反映到了学术研究上。东方学会也就在这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学报上有关汉学的文章和年会上宣读的汉学论文都在不断上升。据统计，从1942年到2012年这70年间，学报所发表的汉学论文平均每年（每卷）有四、五篇之多，如以一年四篇计算，这期间发表的论文就有近三百篇，讨论的问题集中在宗教史、交通史、物质文明史等领域，但这些讨论多数是关于元代以前的问题——厚古薄今的传统一如从前。

美国东方学会的老家是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但后来南迁到了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New Haven）——耶鲁大学所在地。由于前文提到的索尔兹伯里、惠特尼等多位重要学者执教耶鲁，使19世纪后半期的耶鲁成为美国东方学的中心，也正是由于这批学者的存在和积极活动，1842年成立的东方学会于1853年从波士顿搬家到纽黑文，两年后学会的图书馆（1843年建立）也搬至纽黑文。从此纽黑文就成了美国东方学会的新家，直到今天。

原载2012年4月4日《中华读书报》

绛帐遥相设卫三畏与戈鲲化的交往

1876年10月25日，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起程返回美国，这一天恰好距他初抵广州整整43年。在这43年当中，他不仅完成了印刷、传教、外交等大量的分内工作，还出版了《中国总论》和《汉英韵府》等多部汉学著作。当他离开中国时，他不仅创造了居留中国的最长纪录，也成为当时美国最著名的汉学家。

卫三畏辞职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身体不佳，视力下降。在异国忙碌了一生后，晚年的他本该享受退休生活的清闲，但回美国不到一年，他的清静就被打破了。1877年6月30日，耶鲁大学校方致信卫三畏，告诉他这样一个重要消息：在最近举行的校务委员会年度会议上决定设立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席位，并一致推选卫三畏为首任教授。但遗憾的是，校务委员会目前还没有获得一笔资金以便支付卫三畏的工资，但他们正在设法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