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期刊更权威、更能表明学术水准和国际影响力；至于群趋美国受国史则早在三十年前就开始了，至今方兴未艾。

1930年代的北京已成过去，但它提供的范例完全可以为今天所借鉴。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学者自身的努力。北京当年的学术中心地位是靠众多优秀学者支撑的，正如钱穆所观察的那样，那时的北京学者“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从这些学者那里，美国留学生得到的不仅是汉学知识的教益，更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感染。1930年代北京的魅力是学术的魅力、精神的魅力。我们今天应该做的正是增强北京和中国的学术魅力和精神魅力。

原载《读书》2014年第8期

二战中的美国汉学家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中国立刻成为美国在亚太战场的最大盟友，同时美国政府也立刻发现，国务院及军方真正懂汉语和中国的专家实在少得可怜。好在国内顶尖大学中还有几位刚刚获得汉学研究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可以为国家所用。这几位年轻的学人立刻服从国家的需要，离开平静的校园，来到忙碌的华盛顿。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协助政府和军方收集情报和分析战况。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这批年轻学人有来自康奈尔大学的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芝加哥大学的柯睿哲（Edward A.Kracke）、耶鲁大学的饶大卫（David N.Rowe）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卜德（Derk Bodde）。最远的是来自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戴德华（George E.Taylor），他也是所有人中对日军侵华最有切身体验的人。1937—1939年他在燕京大学进修时曾因反对日军占领被短暂拘捕，出狱后他完成了《为华北而斗争》（The Struggle for North China， 1940年在纽约出版）一书。1937年日军占领北京后所建立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7年12月）为控制华北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措施；为打击日本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1938年1月成立）也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行动。戴德华利用在北京的便利以及多年的观察和资料收集，对双方的行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提供了一幅侵略和反侵略的生动图景。1939年返回美国后他被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聘请，参与创建远东研究所，使之很快成为美国西部东亚研究的重镇，足以和东部的几所大学相抗衡。他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