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woman”来翻译“有美一人”，同时在注释中说，也可以翻译成“there is a good-looking fellow”。确实，这首诗中的人物关系不像《野有死麕》中那么清晰。“适我愿兮”、“与子偕臧”可以出于男子之口，也可以出于女子之口；或者前一章出自男子，后一章出自女子（依闻一多说）。如果认定这后一章或全诗出自女子之口，那么她对于爱情以及亲密接触的大胆追求在《诗经》中大可名列第一。

其实，《野有死麕》中那位女子也并不是那么矜持的。闻一多先生在解释“帨”字时指出：“《礼记·内则篇》曰：‘女子生，设帨于门右。’盖帨所以象征女性，故设帨以纪念女子之生。《诗》言‘无感我帨兮’，亦以此物之具有象征意义，故视同神圣，而戒人之犯之也。虽然，诗人之义，微而隐，蔽之即所以彰之，又焉知戒之非即所以劝之哉？”（《诗经通义》）按照闻先生的解释，则姑娘不但对于小伙子的动手动脚岂但没有生气，反而内心十分高兴，甚至希望他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诗经》时代的妇女还带有初民刚健质朴的特色，比较大胆和直接，根本不像后来的妇女那样羞涩和做作。

朱熹《诗集传》解释“诱”字时说：“吉士以白茅包其死麕，而诱怀春之女也。”这两位青年男女交往的细节朱熹没有提到，事情恐怕不是吉士（他应当是一位猎手）把那只死麕扛到该少女家门上打算送她，而是把那猎获物留在野外，空着手跑来，引诱这位姑娘跟他一起到野外去把那只死麕烤熟一道享用——林庚先生释“白茅包之”的“包”为“炮”，并进而说“白茅包之”乃是一种“原始火食方法”，其遗意见于后来的“叫花鸡”。（《读诗札记二则》）此说甚有意趣。据此可以推知，小伙子与姑娘见面的地点应该是在姑娘家门口，而不是在野外——如果是在《郑风·野有蔓草》中所写的野外，这位姑娘或许也会表现得更为热情奔放吧。

照这样看来，《野有死麕》一首最好从第一章《人与自然》中挪出，改入第五章《爱情诗》，与同为“赋”体的《野有蔓草》并列。多么美好的野外啊。

原载《读书》2012年第2期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英译问题

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的《论语》译本（Confucian Analects）自1861年问世以来，一直是西方汉学的经典之作。理雅各无疑是19世纪儒学造诣最深的外国学者，但对于中国圣人的语言和思想有时也难免感到困惑。

《论语》中最让理雅各困惑不解的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是《子罕》篇的首句。理雅各将这句话译成：The subjects of which the Master seldom spoke were—profitableness, and also the appointments of Heaven, and perfect virtue。按照理雅各的翻译，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很少谈论利、命、仁这三个问题。在整个《论语》中，孔子确实很少谈利的问题，但谈论命特别是仁的地方却很多。理雅各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给出上面的译文后，他加了一个注释：“《论语》第四篇几乎都在谈仁，仁无疑是孔子思想中一个最重要的命题，这里说孔子很少谈仁，我觉得有问题，但不知道如何解决。”

这个问题当然不是理雅各第一个发现的，中国古人早已注意到了，并且想出了解释的方法。何晏注云：“罕者，希也。利者，义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邢昺疏云：“此章论孔子希言难考之事。……孔子以其利、命、仁三者常人寡能及之，故希言也。”何晏与邢昺的解释前后呼应，都认为利、命、仁三者，常人难做到，所以罕言。在何与邢之后，还有一些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解释，其中朱熹无疑是最权威的，他在《论语集注》这一句下写道：“罕，少也。程子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但这种解释过于牵强。《论语》全书中“仁”字出现一百零八次之多，几乎每篇都有，根本不希罕。而且“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如果罕言，孔子学说又如何建立呢？

1930年代初，年轻的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在细读理雅各的《论语》译本时注意到了“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句话的翻译和注释。他认为理雅各太迷信何晏、朱熹等人的权威解释，所以把“与”理解为“和”，这样就造成了翻译的困难。卜德认为要解决这个困难，必须打破权威。“与”在一般情况下理解为一个连接词是可以的，但在这里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动词。为了支持自己的看法，卜德翻阅了不少古籍，并找到了一位知音——宋代学者史绳祖，他在《学斋占毕》一书中举了《论语》里四个“与”作为动词的例子：（一）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二）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述而》）（三）吾与点也。（《先进》）（四）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微子》）在此基础上史绳祖给出了自己对“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独到见解：“盖子罕言者，独利而已，当以此句作一义。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