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上了线，暗通款曲，已有降清之意，此番行上，就是想在北京对自己的投降前景进行评估并为清廷相机立功。

自从离开北京，陈洪范便于路途上多次密奏多尔衮，要清廷截留左懋第、马绍愉等人，称自己一旦南归，便率兵归顺，并为清廷并招徕南中诸将。

多尔衮得到陈洪范的密奏，即致书知会豫亲王多铎等人，称：“伪弘光所遣左懋第、马绍愉、陈洪范前日已发回江南。因陈洪范密启请留下左懋第、马绍愉，由他本人回去率兵归顺，他说，江南的左良玉、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各拥重兵，皆可劝他们来降。速派人追留左懋第、马绍愉，独令陈洪范南还。你细察其情形，随时奏报。”

清廷学士詹霸即于十一月初一日追至天津，暗中约见了陈洪范，面谕其努力劝降江南诸将，称成功之日，以世爵相酬。

由是，初四日，行过沧州十里，有清骑兵四五十追来，逼迫左懋第、马绍愉等人返回北京，只许陈洪范本人带少数人回江南。

陈洪范故意装作不平，高声质问：“三人同来同归，奈何留此二人？”

清将忍住笑，配合他将戏文做足，说：“留二位暂当住住，你可速回南去传报，报我大兵就来。”

左懋第不疑陈洪范有异，神色平静，对陈洪范说：“我以身许国，不得顾家；致意我朝当事诸公，速防河、防江！”

陈洪范心中窃喜，表面却做出肝肠欲裂状，挥泪与左懋第相别。

途中经过徐州，高杰已移镇于徐州。陈洪范即进入高杰军营，游说高杰降清。

此前，高杰已多次收到过驻守黄河北岸豪格的诱降。充当诱降说客的，就是陈洪范的儿女亲家唐虞时。

豪格对高杰开出的价位相当高：只要投降，大者封王、小者封侯。

但高杰不为所动，反而身先士卒，沿河筑墙，专力备御。

这日，陈洪范在高杰的帅府之上极言清廷军力之盛，高杰佛然不快，高声道：“他们就这么想得到南京？那也行，让他们用北京和我们交换。”

陈洪范一看势头不对，便借酒装疯，口吐白沫，连呼：“我旧病又犯了！”伪做中风状，连夜遁去。

十二月十五日，陈洪范返抵南京。

陈洪范向弘光的奏报是：“清虏不忘我神宗皇帝的恩德（神宗皇帝曾封清太祖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恩德深重），有意和我们和好。”

但弘光不傻，毕竟，北使团的三名代表已被拘留了两人，清廷哪里有半点议和的诚意？

马士英更认定陈洪范已被清廷买通，可惜查无实据，只好将其削职，发回原籍了事。

16 北伐已刻不容缓

平心而论，要辨清南京朝廷的主要敌人是西寇李自成还是东虏满清政权，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是极不容易的。

明、顺、清三方势力中，明朝自遭受甲申之变后，上层建筑已达崩溃，军队虽然庞大但军心已散，作战力低下，政权已经渐至没落；大顺军崛起迅猛，但政权新建，基根太浅，又新遭清廷打击，士气一减再减，人心浮动，也已出现衰败之态；相较之下，大清政权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三代领导人的锐意经营，关外已建成了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进取关内，胜利连连，国力大张，势头最盛。

如果从三足鼎立的平衡角度来说，南京朝廷的策略应该是“联寇抗虏”而不是“联虏平寇”。

但退一步想，无论西寇还是东虏，本来都是大明帝国的敌人，而且，大明帝国和东虏的仇怨要比西寇早得多，时间可以追溯到万历朝努尔哈赤的反叛。

然而，北都神京陷落于西寇之手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先帝崇祯被李自成逼死也是天下人所共知的大事。所谓君父之仇，不共戴天。

意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弘光即位时为什么要高呼“敢辞薪胆之瘁，誓图俘馘之功”的口号，也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在圣旨中指责大顺军“屠杀我百官，杀掠我百姓，滔天大罪，覆载不容，人神共愤”了。

“草莽孤臣”刘宗周的奏疏也屡屡有提道：“今日，只有讨伐闯贼复仇方能表达陛下中兴之志，而且，只有陛下毅然决策亲征才能振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

公元1644年10月，史可法上疏说：“先皇帝（指崇祯帝）死于闯贼，恭皇帝（指福王的父亲朱常洵）也死于闯贼，此千古未有之奇痛也！普通百姓之家，父兄被杀，还念念不忘报仇雪恨，作为一个朝廷，怎么可以置君父之仇于不顾？臣请求陛下速发讨贼诏书，好让臣与诸镇兵马一起剑指秦关。”

后来他又上了《请讨贼御敌以图恢复疏》和《自请治罪并请戒诸臣毋讲门户专力讨贼疏》。

所以说，弘光朝廷从上到下都弥漫了报仇、讨贼气氛，如若强要弘光君臣无视李自成大顺军的存在而将全部精力放在对付清廷方面上，这实在是强人所难了，如果还要南京朝廷和李自成的大顺军前嫌尽释，握手并肩以对付从关外进入的异族，这想法就更超前了。

这，只能是众多事后诸葛亮放出来的马后炮，是没充分考虑当时的形势和实际情况。

有人说，南京朝廷是因为有“宁与外邦，不与家奴”的心理作祟，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

所以，南京朝廷有“联虏平寇”的想法并不奇怪。

大家都觉得，以南京朝廷的实力单独对抗顺、清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胜算，或者可以说是处在下风。只有与其中一方结盟才能压倒另外一方。“联寇抗虏”既不可能，就只有“联虏平寇”了。

甚至还有人担心，如果不抓紧行动，一旦满清与大顺结成了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