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到极致。每去一个地方她都会买一套新行头，临走的时候又会把它们落下。

晚餐之后，我们吃了些苹果派作为甜点。

“嗯，”她说，“还想像玛莎·斯图亚特那样创业吗？”

我和她一起笑了，她笑得把盘子都撞在一起。我想，她又回到家里的感觉真好。她看上去那样精力充沛和容光焕发，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她佩戴的纳米智能网络钻石。

“艾米，”她表情严肃地说，“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吗？”

她给我解释了在节奏逻辑从事的项目——“命运”。“那将改变世界。”她说。

“艾米，看看你周围，从我念大学到现在，我们取得多么大的进展。15年来，我们成功制造出自动驾驶的汽车，自我清洁的盘子，全天候监视你身体、时刻准备在你遇到事故伤害和意外昏倒时求救的电话和钟表。人工智能已经成熟了。

“可是现在我们遇到了阻碍。尽管我们拥有了梦寐以求的一切计算处理能力和超密神经网络中海量的存储空间，然而这还不够。我们仍然不清楚如何创造意识。当然，上一台计算机在图灵测试中撑了整整半个小时才露出破绽，可我认为继续像这样盲目地工作，我们不会有什么进展。

“我们需要的是一张地图，一张我们自己的意识的蓝图，这是我们拥有的完美意识平台的唯一实例。过了这么久，我们仍然没有理解大脑如何工作，利用核磁共振成像、超声波、红外线以及对冷冻的死亡大脑的解剖，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可这仅仅是表面工作。我们需要对一个活的大脑进行反向工程，这样才能把它拆开再组装起来，并真正理解如何创造属于我们的意识。”

她说的话听起来充满了科学精神，令人振奋不已。可我的身体却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有种紧张的压迫感。

“那么，这个‘命运’计划就是开发某种技术，你们可以利用它以足够的分辨率扫描大脑，是吗？”

“不是，艾米，你说的我们已经做到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她微笑的样子，好像在说：艾米，你已经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了。

“我们可以剥开大脑，每次只剥一层。我们拥有这种技术已经好几年了。”

“‘命运’代表什么呢？”尽管这么问，我还是害怕听到答案。

“增强神经识别的毁坏性电磁扫描[3]。”

毁坏性。她为我解释如何剥开大脑，每次只剥开一层神经元，所有的连接和依附的末梢都被记录下来，制成图谱，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大脑还活着的时候完成的。她一边说，我一边盯着她，但是我一言不发（我又能说什么呢？），面无表情（我又能怀有怎样的感情呢？）。

“你们为什么不能用一颗死掉的大脑？”

“我们试过了，脑功能衰退得太快了。可供扫描的死亡大脑中常见的损伤和病灶让我们无法看清需要观察的结构。我们没法根据一颗没有意识的大脑来构建意识，这就好比不解剖一颗跳动的心脏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循环系统。

“我的大脑的每一个细节，小到最末端、最无关紧要的神经连接，都将被捕捉到。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拷贝一份我的大脑，用硅芯片，然后我就又活过来了。仅有的区别在于，我的思考速度将快上十亿倍，而且我将不会变老或者死亡，因为我不再有身体了。我们成功的时候，人们将不必再屈服于死亡，这具孱弱的身躯将不再束缚我们的意识，我们将掌握自身的命运。”

“要是你们失败呢？”

“不试一试的话我们也不清楚，对吧？我已尽最大努力确保成功，即使我们失败，这也将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过程。”

就此我明白，她已下定决心再次旅行，这一回我不能给她带上些什么、帮她度过旅途。我只能照顾她的身体，而她却即将抛下身体。终于，她将一去不复返。

我身处一个白色房间，悬在我头上的精密切割机正在急速旋转，但是我看不见它。我保持镇定的努力似乎也没有成功，麻醉也是不可行的，因为那样的话结果就会出错。所以我被束缚在轮床上，努力避免过度呼吸和惊声尖叫。接着，锯子切割下来，第一股灼人的疼痛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强烈得令我的视野随着一团耀眼的光芒黑暗下来。我心想，上帝呀，他们还要把这个过程重复几百万次，每次剥下一层。

通常，我会在这个节骨眼上醒过来。当然，我知道自己的梦魇几乎都不是现实的反映。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使用的设备要先进和成熟得多，远非我梦境中的旧时代想象可以比拟。我没有亲历现场，所以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实际是如何操作的。他们肯定秘密前往阿尔及利亚完成这项工作，因为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法律都会认为那是谋杀。

前往波士顿取回骨灰的时候，我还一同拿到了扫描结果的拷贝，二十张火柴盒大小的硅晶片，就是为了这些东西，我妹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那个神情冷漠的官僚面前，我把它们一片接一片地踩碎在他办公室的水泥地面上。

妹妹最后的时刻也被捕捉到节奏逻辑公司超级计算机的电子记忆中（我认为，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最后的时刻”。对我而言，那些记录已经超越了最后的时刻，它们发生在我妹妹曾经去过的地方，我却觉得那里比月球的表面还要陌生）。

她的电子计算生命模型在基于她大脑扫描结果构建的神经网络上延续了不到五秒钟——对她来说是一种永恒。经历每秒数十亿次的高速计算之后，模型崩溃了。

他们需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