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外。

“爸爸，我在上个月的账单中发现一笔跨国汇款，你能解释一下吗？我和妹妹都很担心。”

那笔钱汇给了我以前的一名学生，他利用暑期在杜兰戈旅行。我请求他前往拉格洛里亚，如果他能找到曼努埃拉的家，就会把那笔钱交给他们。

“我应该说这笔钱是谁给的？”我的学生问我。

“艾尔·诺特。”我说，“就说前世欠他们的。”

我想象着曼努埃拉一家绞尽脑汁思考该如何解释：或许是父亲送回来的钱，还得避免向政府暴露自己；或许美国政府在归还他们失去的财产。

“我给墨西哥的一位朋友送了些钱。”我对汤姆说。

“什么朋友？”

“你不认识她。”

“你是怎么认识的？”

“通过网络。”已经很接近事实了。

汤姆没作声，他在努力分辨我是不是疯了。

“网上有不少骗局，爸爸。”他说。我能看出他在竭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

“是啊，你说的没错。”我说。

曼努埃拉回来为我洗澡。既然已经知道真相，我也会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可我还是让她给我脱衣服，把我抱进浴盆。她的动作一如往常，稳健而又温柔。

“谢谢。”我说。

“不用客气。”机械的声音停了一下，“你想让我给你阅读吗？”

我看着摄像头，快门缓慢地开和，仿佛是她在眨眼睛。

[1] “阳光自动护理设备”的首字母缩写为SANDY，音译为“桑迪”。

[2] 土耳其行棋傀儡是18世纪晚期的一个自动下棋装置，但后来被证明是一场骗局，有一名人类棋手藏在里面操作机器。

造访

室友和邻居们拎着冰啤，站在街上，欣赏室女座方向数百条照亮夜空的光带。不同于流星，光带不会在一两秒内熄灭，而是像风挡玻璃上的雨滴那样，缓缓划过苍穹，燃烧的尾迹逐渐熄灭。

“你怎么看？”我问旁边的女孩。她黑头发，棕皮肤，脸上闪着一层细细的汗珠。我觉得她是东南亚人，初夏的清风吹来她微弱的香水气息：像花一样，但不刺鼻。根据她总抱着的一摞书判断，她可能是住在我楼下的法律系学生。他们中有很多人住在剑桥的这一隅。

“仿佛目睹世界末日。”她说，“你是每晚在我楼上跟着《大卫深夜秀》蹦蹦跳跳的家伙，对不对？我是劳拉。”

“只有那个时间能锻炼。我叫马特。”

我们一起喝着啤酒，观看天空的焰火表演。

那天晚上来了四百五十三枚探测器。

探测器的大小相当于个子稍矮的人类，高一米五出头，宽三十几厘米。垂直的黑色圆柱体向下逐渐变细，在最底部形成一个钝尖，形状和亚光表面会让人联想到动画片中的炸弹，接近地面，马上爆炸。

官方所有的交流尝试都宣告失败。人们靠得太近，它们就会移开，但是跟野生动物一样，一旦到了安全距离它们就会停下。通过向探测器照射光线、摇铃、发射无线电波，甚至吹出柔和的空气流来测量基本物理常数，都没有得到有意义的结果。演奏音乐或展示美术也都没有得到反应。同时，探测器的外壳能够屏蔽一切远程成像技术（超声波、电磁波或者更奇特的射线）。靠近的话，你能听见它们发出类似蜜蜂的嗡嗡声，可声音听起来是随机的，没有规律。如果这是它们在发起交流的话，我们却没能理解。

从探测器的角度来说，它们不发出机械的声音，没有收集样本，没有拐走人类，不投放全息影像，也没兴趣见我们的国家领导们。它们伴着徒步的人群行走在人行道上，或者沿着公路在快车道高速移动。有时候，它们在同一个地方待上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还有时候，它们飞速驶过海面，巨大的音爆在身后回荡。

它们目的何在？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探测器显然对我们感兴趣，因为它们都集中在人口中心，不过它们远离战区。是因为它们不堪一击吗？有谁对它们恶意施暴吗？或者一切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让我们以为它们对地球的军事实力不感兴趣，好暴露出我们的弱点？

有人争辩说，按照进化规律，能够开发出星际旅行技术的种族肯定是充满敌意、危险无比的。反过来运用这条金科玉律，如果我们不想重蹈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覆辙，那么毁掉探测器，研究残骸，发展技术，然后为迎接它们的报复性打击做好准备，才是谨慎的选择。可是探测器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可能秘密地获得所有政府同意来同时对它们发动攻击。假如只有美国动手，那些反美国家就会为探测器提供庇护，并希冀与外星人结成联盟。

总统宣布最安全的策略是不去干扰探测器，不做出有威胁的举动，在不希望它们研究了解的地方锁好门窗、拉好帘幕。

几个月之后，跟拍的人们不再追逐探测器。探测器似乎一直飘在空中观察，飓风、洪水、井喷、车祸、战争和对名人的报道都没有停止。军方和科学家继续监视着它们，可是大多数人失去了兴趣。

不过我还痴迷于那个问题：它们目的何在？我总是访问与外星人接触的网站，与跟我一样的人集中分享各自见解，讨论有关探测器的理论。我们描绘出它们在各大洲的动向，录制它们的嗡嗡声，分析其中有哪些泛音，尝试从噪音中猜测含义。

在外星探测器周围，每个人仍然都注意表现得更有礼貌，笑得更响亮，讲话更生动，收拾垃圾，避免打架。真正思考一下，你就会觉得这很愚蠢，我们知道如何给外星人留下好印象吗？

劳拉接受了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