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意，不让铁木尔用这种方式拿罗诗示众。

但是铁木尔说得对。再过一个礼拜他们就要回家，可罗诗已经开始管他叫伊德里斯卡卡了。如果他去晚了，就会发现她坐卧不安。她用双臂搂住他的腰，脸上一下子便有了宽慰的表情。她告诉他，她最期待的就是他的到来。一起看录像带的时候，有时她会伸出两手，死死抓着他的手。一旦她不在身边，他常常会想起她手臂上淡黄色的汗毛，她小小的褐色眼睛，漂亮的脚丫，圆圆的脸蛋，还有她双手托腮，听他读儿童书的模样。书是他在法国高中附近的书店里找到的。有几次，他耽于狂野的想像，设想着把她带到美国，带她回家的情景，想着怎样让她跟儿子扎比和勒马尔相处融洽。就在去年，他还和娜希尔谈到了生第三个孩子的念头。

“现在怎么办？”他计划动身的前一天，阿姆拉问道。

当天早些时候，罗诗送了伊德里斯一张画，用铅笔画在医院的记录纸上，画的是两个人正在看电视。他指着那个头发长长的，问道：“这是你？”

那这一个就是你，伊德里斯卡卡。

你留长发吗，那时候？从前？

姐姐每天晚上给我梳头。她知道怎么梳才不疼。

她肯定是个好姐姐。

等头发长出来，你帮我梳。

我很乐意效劳。

别走，卡卡。不要离开。

“她是个可爱的女孩。”他对阿姆拉说。她的确是。有礼貌，也很恭顺。他带着些许负罪的感觉，想起了圣何塞家里的扎比和勒马尔，他们很早就叫嚷着不喜欢自己的阿富汗名字，他们正在迅速地变成小霸王，变成飞扬跋扈的美国儿童，而他和娜希尔曾经发誓，那种孩子绝对不养。

“她是幸存者。”阿姆拉说。

“是的。”

阿姆拉靠到墙上。两个护工推着一具轮床，从他们身边匆匆而过。床上躺着个小男孩，鲜血浸透了他头上的绷带，大腿上还有开放性的创口。

“其他阿富汗人从美国来，或者从欧洲来，”阿姆拉说，“他们过来拍她照片。他们录像。他们许诺。然后他们回家给家人看。好像她是动物园动物。我同意这样做，因为我认为也许他们将帮忙。但是他们忘记。我永远没有他们消息。所以我再问一遍，现在怎么办？”

“她要做的手术吗？”他说，“我想我能做到。”

她看着他，欲言又止。

“我们集团有个神经外科医院。我会跟我上司讲。我们来安排，让她飞到加州动手术。”

“是，但是钱。”

“我们一定能弄到资金。再不济的话，我来付钱。”

“自掏钱夹。”

他大笑起来。“应该说‘自掏腰包’，可是没错，我掏。”

“我们需要舅舅的允许。”

“如果他再露面的话。”自从那天伊德里斯给了舅舅两百美元，就再也没人看到他的人影，听到他的动静了。

阿姆拉冲他微笑着。他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有一种兴奋、陶醉，甚至愉悦的感觉，猛地推了他一把，让他做出了这样的保证。他觉得浑身是劲儿，几乎喘不上气来。让他自己也吃惊的是，泪水刺痛了他的眼睛。

“Hvala⑥。”她说，“谢谢。”她踮起脚尖，吻他的脸。

“干了荷兰妞，”铁木尔说，“派对上那个。”

伊德里斯把头抬离舷窗。下面是紧紧簇拥的兴都库什山脉，棕色的山峰却格外柔和，让他惊奇了好一阵子。他转过头，看着靠走道坐的铁木尔。

“有点黑的那个。嗑了半片威他命威⑦，一直把她整到早晨宣礼。”

“我的天，你还能不能长大啊？”伊德里斯说。他厌倦了铁木尔又一次让他背上包袱，心里不得不装进这家伙的出轨和不忠，还有他那怪诞的、兄弟会式的哗众取宠。

铁木尔得意地笑了。“记住了，老兄，有一天，在喀布尔……”

“拜托不要再往下说了。”

铁木尔大笑起来。

飞机后舱开起了小派对，有人在用普什图语唱歌，有人拍打着一个泡沫塑料的盘子，好像那是个弹拨尔。

“真不敢相信咱们碰到了老纳比。”铁木尔低声说，“天啊。”

伊德里斯把手伸进胸前的口袋，摸出一片预留的安眠药，硬生生咽了下去。

“所以我下个月还得回来。”铁木尔说着，抱起双臂，闭上了眼睛。“过后可能还得再跑两三趟，不过咱们应该办得成。”

“你信任这个叫法鲁克的家伙吗？”

“操，才不呢。要不然我还回来干吗？”

法鲁克是铁木尔雇的律师。他专门帮助流亡国外的阿富汗人，在喀布尔追讨被占的房产。铁木尔唠叨着法鲁克要呈递的文件，希望主持审理的法官是法鲁克的远房小舅子。伊德里斯歪着头，贴紧舷窗，等着药劲上来。

“伊德里斯？”铁木尔小声叫他。

“嗯。”

“在那儿看见的事真他妈伤心，哈？”

您眼力实在太惊人了，老弟。“就是。”伊德里斯说。

“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伙计。”

很快，伊德里斯的头开始昏昏沉沉，视线也变得模糊了。沉入睡眠之际，他想到了与罗诗的道别，他抓着她的手指，说他们还会再次见面，她伏在他肚子上，呜咽着，几乎无声无息。

从旧金山国际机场驱车回家的路上，伊德里斯带着怀恋，想起了喀布尔疯狂的交通乱象。现在驾驶着雷克萨斯，沿101号高速公路向南，却有种奇怪的感觉，一路上秩序井然，路面连个坑都没有，总是不缺少辅助的交通标志，人人礼貌有加，亮灯示意，主动让车。在喀布尔，他和铁木尔曾把生命交托给那些视死如归，乳臭未干的出租车司机，一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