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了一下坐姿，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沉稳可靠：“你好，同志，我就是黄诚。你别急，有什么情况慢慢说，我听着。”

“我能不急吗？！天都要塌了！”

男人的声音瞬间拔高了八度，跟点燃的炮仗一样，噼里啪啦地炸了过来，每个字都带着火星子，“我跟你说个塌天的大事！下面的乡镇配套改革都乱成一锅八宝粥了！简直无法无天，一点规矩都不讲！你们当领导的到底管不管？！要是不管，我们可就自己想办法维权了！不能眼睁睁看着那些歪门邪道的人把我们的饭碗硬生生抢走！”

黄诚握着听筒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些。

他是全县乡镇配套改革领导小组的常务副组长，这事儿在他心里的分量，比老婆查岗时的压力还重。

眼下这改革就是县里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比招商引资、比项目建设都紧要——县委书记在动员会上拍了桌子，年底前必须全面完成改革任务，谁敢掉链子，谁就是全县的罪人！到时候，上面的板子打下来，下面的唾沫星子淹过来，那滋味想想就头皮发麻。

他坐直了身子，神情变得无比严肃，另一只手迅速抓过笔和记事本，进入战斗状态：

“这位同志，你先冷静！把事情说得具体点行不行？哪个乡镇？具体是什么问题？只要情况属实，我们一定认真核查，严肃处理，绝对不姑息！”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像是在强压怒火整理思路，也像是在做最后的心理斗争，接着，连珠炮似的声音再次响起：

“我是松鹤乡林业站的老王！我们这儿有个姓赵的副乡长，他那个小舅子在乡农技站上班，平时就是个甩手掌柜，活儿不干，屁事还多！这次改革考试，他居然敢带着小抄进考场！监考老师就站他旁边，看见了也当睁眼瞎！——后来我们才特么知道，那监考老师是赵副乡长以前一手提拔起来的老部下！”

男人的声音里愤怒更甚，还掺杂着一种“老子就知道会这样”的无奈和悲凉，字字句句都像小锤子，梆梆地敲在黄诚的心上：

“这还不算最绝的！考试考完了，不是要搞什么民主测评、考核打分吗？好家伙，那赵副乡长天天领着他那个宝贝小舅子，像赶场子一样，挨个酒店请各村支书、村主任吃饭！酒桌上就明着说，‘兄弟们，打分的时候手别太紧，抬一抬’！这他娘的还有没有一点王法了？！我们这些老实巴交、天天加班加点整理资料、跑腿落实政策的，难道就活该被他们挤下去？这简直是把改革的公平公正当擦屁股纸啊！”

黄诚一边听，一边笔走龙蛇地记录着，眉头拧成了一个大疙瘩。

松鹤乡是县里有名的偏远乡镇，改革基础薄弱，他之前就担心那里出问题，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还是这种性质恶劣的舞弊问题。

他追问道：“老王同志，你说的这些情况，跟乡里的主要领导反映过没有？他们是什么态度？”

“哼！乡里？跟他们反映顶个屁用！”

男人的声音里充满了浓得化不开的嘲讽，还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愤懑，“我们第一时间就去找了乡党委书记！你猜他怎么说？‘哦，知道了，我们会调查的’。结果呢？调查来调查去，查了个寂寞！屁响动都没有！后来我们才听说，那赵副乡长早就提着礼物去书记家‘汇报工作’了！两条软中华，外加一瓶飞天茅台！现在乡里有点门路的干部，都明着暗着给那些负责考核打分的评委送礼！不光请吃请喝，还塞红包、送高档茶叶！更离谱的是，有人说，个别掌握打分权的考官都他娘的明码标价了！一分钱一分货，给的钱多，考核分数就往高了打！这跟买卖官职有什么两样？！”

男人越说越激动，嗓门大得震得黄诚耳朵嗡嗡响，像是在发泄积压已久的怨气，又像是在做最后的呐喊：“下面都烂到根子了，乱成马蜂窝了！要是乡里有人真管，能成现在这鸟样？！我们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翻遍了改革文件，看到上面写着你是常务副组长，具体负责这事，才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给你打这个电话！这么大的事儿，要是县里再不给我们个公道说法，我们就联合其他几个也受了委屈的乡镇，直接上市里、省里讨说法去！看看这天下还有没有说理的地方！”

说完这最后通牒般的话，根本不给黄诚再询问细节的机会，“啪嗒”一声，电话就被狠狠挂断了！听筒里只剩下“嘟嘟嘟”的忙音，单调而冰冷，像是在无声地嘲讽。

黄诚握着电话听筒，保持着接听的姿势，愣了好几秒，脸色阴沉得能拧出水来。

他知道，这事儿大条了，绝不是小事——举报人说得有鼻子有眼，时间、地点、人物、情节俱全，不像空穴来风，而且涉及到干部公然违纪、破坏改革公平，性质极其恶劣！如果处理不及时、不果断、不彻底，不光松鹤乡的改革会彻底瘫痪，这股歪风邪气还会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到其他乡镇，到时候整个改革大局都可能崩盘，甚至引发难以收拾的群体性事件！

他没有任何犹豫，立刻抓起桌上的另一部红色加密电话，直接拨通了县纪委书记马东的号码。

这种涉及干部顶风违纪的问题，必须纪委这把“快刀”出手，才能形成震慑。电话只响了两声就接通了，那边传来马东沉稳干练的声音：“黄县长，我是马东。”

黄诚顾不上寒暄，语气急促地说道：“马书记，情况紧急！我刚接到一个实名举报电话，反映松鹤乡在乡镇配套改革中出现了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