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书，苦读教条。他们那边甚至有《新中国日报》，他后来告诉我，甚至还刊登蒋介石的协议书。想想看！当时有几个人跟他的想法一致，在重庆集思广益为战后重建世界而努力，结果有一天，感谢上帝，战争总算结束。”

一九四五年，希博特先生说，两人因奇迹出现而重逢：“千分之一的几率，百万分之一的几率。返乡的路络绎不绝的是卡车、推车、军队、枪炮，全往海岸一股脑前进，德雷克则像疯子一样来回奔跑：‘有没有看到我弟弟？’”

此刻的戏剧效果忽然触动了他内心的传教士，因此嗓门拉高。

“有个脏兮兮的小孩，一手搭在德雷克的手肘上。‘喂，你，姓柯的。’就像他想借火抽烟似的。‘你弟弟在后面，第三辆卡车，想骗得客家共产党团团转。’转眼间，兄弟彼此紧紧拥抱，回上海前，德雷克不愿让弟弟离开视线范围，之后也不愿意！”

“所以他们来看您喽。”康妮以舒缓的语气暗示。

“德雷克回到上海后，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弟弟纳尔森非接受正规教育不可。全天下再重要的事，也抵不过弟弟就学。纳尔森非上学不行。”老人一手重击椅子扶手。“兄弟至少一人必须受教育。噢，意志坚定如山，德雷克啊！最后也办到了，”老人说，“德雷克达成心愿了。当时的他，已经很能奔走谈条件了。战争结束，德雷克回家时还不满十九岁。纳尔森快十七岁了，不分昼夜用功——当然是看书了。德雷克也很用功，不过他用的是身体。”

“他专动歪脑筋，”朵乐丝悄声说，“他加入帮派骗钱，在他没有乱摸我的时候。”

希博特先生是没听见她，或只是响应标准的反对意见，不得而知。

“好吧，朵乐丝，三合会这东西，不能只看表面，”他纠正女儿，“上海是个城邦城市。统治者是一群商业巨子、抢钱大王，还有更坏的人。当地没有工会，没有法治，人命不值钱，生活困苦，要是你看仔细点，现在的香港我怀疑也差不到哪里去。有些所谓的英国绅士，相形之下让兰开夏郡的磨坊主人像是基督教慈善事业的模范生。”提出轻度责难后，他继续面对康妮，继续叙述。康妮让他感到熟悉，是坐在前排的典型女士，肥胖、全神贯注、戴帽、倾全心注意老人的字字句句。

“他们会过来喝茶，五点，兄弟俩。我会先准备好所有东西，在桌子上摆吃的，准备好他们喜欢的柠檬水，说是汽水。德雷克从码头过来，纳尔森放下书本过来，吃东西时几乎不讲话，然后又回去上班念书，是不是啊，朵乐丝？他们会翻出某个传奇式学者，车胤。车胤小时候生活穷苦，不得不借萤火虫亮光识字写字。他们会一直说，纳尔森以后会效法他。‘车胤，再来块馒头吧，’我会说，‘再吃个馒头，才有力气念下去。’他们会笑一下，然后离开。‘拜拜，车胤，慢走哟。’偶尔纳尔森嘴巴没塞满东西，他会跟我讨论政治。哇，他的想法真多！老实讲，我们书读得不够多，教不了他那么多。金钱是万恶之根源，我可从来不否认这一点呀！我自己多年来一直宣扬这一点呢！博爱、义气、宗教是大众的鸦片剂，这个嘛，我可不赞同，不过在神职、教会高层的胡扯、天主教义、偶像崇拜方面，他啊，他的想法也没有错到哪里去，就我看来。他也讲了一些我们英国人的坏话，不过是我们活该，恕我直言。”

“骂归骂，还天天过来吃您的，不是吗？”朵乐丝又压低声音偏头说，“还扬弃个人的宗教背景，还捣毁教会。”

然而，老人只是捺着性子微笑。“朵乐丝，亲爱的，这话我以前说过，还是要再说一遍给你听。上帝显灵的方式有很多种。只要好人准备到外面追求真理和正义和博爱，他就不会在门外苦等太久。”

朵乐丝脸红了，低下头编织去。

“她说的当然没错。纳尔森确实捣毁教会。也扬弃了宗教。”一抹哀伤的云眼看即将袭上他的老脸，后来笑声忽然胜出。“结果呢，德雷克点醒了他！好好训了他一顿！了不起，了不起！德雷克说：‘政治，又不能当饭吃，又不能拿来卖，虽然朵乐丝在这里，我还是要说，你也不能跟政治这东西上床！只能用来捣毁寺庙，滥杀无辜！’我从没看过他这么生气，而且骂得纳尔森一脸口水！德雷克在码头干活，的确是学到了一两招，没话说！”

“请您务必，”狄沙理斯在晦暗的光线中发出如蛇般的嘶声，“务必一五一十告诉我们。这是您的义务。”

“学生示威游行，”希博特先生继续说，“火把，宵禁开始后，一群人走上街头，大闹一场。一九四九年初，应该是春天，情势才刚火热起来。”与先前的漫谈比较起来，希博特先生的叙述法变得意外地简明扼要。“我们当时坐在壁炉前，是不是啊，朵乐丝？十四个人，朵乐丝，还是十五人？我们以前喜欢生火，即使天气热也一样，可以带来一种麦克莱斯菲尔老家的感觉。那时我们听见外面有人敲敲打打，呼着口号。有铙钹，有哨子，有铜锣，有铃铛，有鼓，吵得令人心惊。我有预感，这种事可能正在酝酿中。我帮小纳尔森上英文课时，他不断警告我：‘你回家，希博特先生。你是好人。’他以前常说，保佑他，‘你是好人，但是水坝闸门一破，不论好人坏人，一律淹死。’有必要时，纳尔森很会讲话。跟他的信念相辅相成。不是凭空出现的，是感受。‘黛西，’我说，就是黛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