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

“搞什么鬼？”尼古拉皱眉。

“可能是诡计。”马库斯说。

但对方只是放下东西，退后一段距离，然后派了一个人空手走上前，大声喊话：“对面的兄弟！第42旅3营2连的！天太冷了！喝点暖暖身子，聊聊？不打！就聊聊！”

格里戈里在战壕里吼道：“聊什么？聊怎么打死我们吗？”

“聊个屁的打死！”那个委员会士兵声音带着怨气，“聊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冰天雪地里自己人打自己人！聊为什么莫斯科的老爷们吃香喝辣，我们连他妈的干净袜子都没有！聊我兄弟上个月受伤，因为‘贡献积分’不够，医院不给药，活活烧死了！跟你们死在普斯科夫的兄弟有什么两样？！”

这番话，通过寒风，清晰地传了过来。反抗军战壕里一阵骚动，许多人都经历过类似的绝望。

霍云峰与尼古拉对视一眼。风险巨大，但……机会也可能存在。

“派几个人过去，带上我们自己的酒。”尼古拉最终决定，“格里戈里，你去。，武器留在后面，但警惕点。”

格里戈里挑了两个胆大的老兵，抱着一箱从仓库缴获的、品质好一些的伏特加和一点罐头，也走向那栋农舍。

农舍里，没有剑拔弩张，只有两个破木箱当桌子，几根蜡烛提供微弱光线。双方六个士兵面面相觑，最初的气氛僵硬而警惕。

格里戈里把酒箱子顿在破箱子上，打开一瓶，自己先灌了一大口，然后递给对面的委员会军士长。“尝尝这个，比你们的马尿强。”

军士长也不客气，接过灌了一口，哈了口气，咧嘴道：“是不错，你们从仓库抢的？”

“现在是我们仓库。”格里戈里哼道。

几口烈酒下肚，加上农舍内相对避风，气氛微妙地缓和了。话题从咒骂天气开始，很快转到咒骂后勤（双方都骂），咒骂长官（委员会士兵骂得更狠），咒骂该死的世道。

“说真的，”军士长又灌了一口，眼睛发红，“上头让我们来‘平叛’，说你们是暴徒、匪帮、病毒携带者。可我看到的，不就是跟咱们一样的倒霉蛋吗？听说你们把‘白手套’宰了，把仓库分了？干得漂亮！我们那边，那些‘白手套’督察，比敌人还他妈可恨！”

“你们就没想过……”格里戈里试探着。

“想？怎么不想？”另一个年轻委员会士兵激动道，“可我们家人还在控制区！乱动，他们第一个遭殃！可这次……听说打下普斯科夫，可以抢三天？抢自己同胞？去他妈的吧！”

第一次接触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但双方都确认了一件事：对面不是魔鬼，是一样受苦、一样有怨气的同胞。伏特加和共同的愤怒，比任何政治宣传都更有凝聚力。

消息传回双方指挥部，委员会那边的指挥官（一名上校）显然也知道了前沿的“联谊”，暴跳如雷，严令禁止，威胁要枪毙违令者。但命令传到基层，效果寥寥。不满的情绪如同野火，就再也压不住了。

第二天，更大规模的“交流”发生了。不再是几个人，而是几十个、上百个士兵，在双方默许的“中间地带”聚集成几个大堆。更多的伏特加、食物被拿出来。手风琴和口琴再次响起，这次还有人跳起了笨拙的踢踏舞。喝到酣处不知谁先起的头，俄罗斯人骨子里那种好斗又率直的天性爆发了。

“光喝没意思！来比试比试！”一个身材高大的委员会坦克兵拍着胸脯，“我，瓦连京！坦克炮长！喝两瓶伏特加，还能一炮打中三百米外那个破水塔！你们谁敢比？”

“吹牛吧你！”反抗军那边一个前炮兵不甘示弱，“老子喝三瓶，用那辆t-72（缴获的），打移动靶！”

“比就比！”

荒唐而又热血上头的比赛就此展开，两边各出代表，真的搬来酒瓶，在众人起哄声中豪饮，然后跌跌撞撞爬进各自的坦克（委员会这边是t-80U，反抗军是t-72）。在两边士兵疯狂的呐喊和口哨声中，炮弹呼啸出膛！竟然……都命中了目标（尽管目标只是废墟）！人群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和更狂热的拼酒邀请。

不仅仅是坦克兵。步兵们也开始了“传统项目”——俄罗斯式大乱斗。喝得面红耳赤的小伙子们，在雪地上划出圈子，脱掉上衣露出精壮或瘦弱的胸膛，在寒风中捉对摔跤、拳击，打成一团。

没有真正的仇恨，只有酒精催化的好胜心和一种发泄式的狂欢。拳头打在肉体上的闷响、叫好声、笑骂声、摔倒后爬起来再战的怒吼，取代了枪炮声。被打倒的人，往往会被对手拉起来，塞上一口酒，然后继续投入混战。

战壕里、废墟间，到处是摇摇晃晃、勾肩搭背、互相灌酒的士兵。双方的军官最初试图制止，但很快发现，如果自己不去参与，就可能被士兵们孤立甚至敌视。一些中层军官也加入了饮酒和抱怨的行列。

到了第三天，局面已经彻底失控——从军事角度看。委员会“清剿集群”的指挥部与前沿部队的联络几乎中断，士兵们的心思完全不在进攻上。普斯科夫这边也差不多，防线形同虚设，但敌人也丝毫没有进攻的意思。

最终，双方的高级军官——委员会集群的指挥官科瓦廖夫上校，和普斯科夫反抗军的尼古拉少尉（以及作为重要“顾问”和见证者的霍云峰、马库斯），在更靠后一点、相对完好的一个旧火车站站长办公室里，坐了下来。桌上没有地图和作战计划，只有几瓶最好的伏特加、一些简陋的食物。

科瓦廖夫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