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不仅成为翻译家，还成了作家，从这个角度讲，他和凯尔泰斯都是我的文学恩人。

回想二十五年前，当我们初次相识时，他就兴冲冲地将一本散文集《乌兰巴托的囚徒》送给我，当时我一句匈语都听不懂，更不用说阅读了，我跟他只能用英语沟通。我问他《乌兰巴托的囚徒》书名的来历，他尽量简单地告诉我，1991年他从蒙古转道去中国，过境时签证遇到了麻烦，曾被困在乌兰巴托。说来真是缘分，当初我俩谁都不曾料到，二十五年后我会翻译他的作品，会充当他的中国声音。

其实对中国的出版界来讲，本来不该对拉斯洛感到陌生，他自九十年代后多次来过中国，造访过多位作家和编辑，我也无数次推荐过他的书，他学中文的妻子也来中国与多家出版社商谈，最终都是不了了之。从2005年开始，我在《小说界》杂志开设“外国新小说家”专栏，第一期介绍的就是他，发表了其小说《茹兹的陷阱》。两年后，我又发了他的一篇《狂奔如斯》，可惜出版社的嗅觉并不灵敏，或是知难而退，直到他获得了曼布克国际奖才蜂拥而至。拉斯洛迷恋中国文化，除了《乌兰巴托的囚徒》外，还写过两部关于中国和东方文化的书：《北山、南湖、西路、东河》和《天空下的废墟与忧愁》，后一本书中有一篇《奶奶》，写的就是我的母亲。每次他到北京，都会住在我母亲家。他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出中文版，那将是他与他推崇的中国文化的对话。终于，曼布克国际奖圆了他的这个梦，使他在中国变得抢手，我既为老朋友高兴，也为中国读者稍稍遗憾——本来十五年前就该读到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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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宣布的曼布克国际奖，使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站到了媒体的聚光灯下。在那之前，他于2014年获得了美国文学大奖，早在1993年，他就因《撒旦探戈》在德国被评为年度最佳图书而蜚声欧洲。他在匈牙利获的奖更是不计其数，囊括了科舒特奖、共和国桂冠奖、马洛伊奖、尤若夫·阿蒂拉奖、莫里茨·日格蒙德奖、阿贡艺术奖等几乎所有奖项。

当然，无论奖项让作者如何走红，都改变不了作品的难度。无论对哪国的译者来讲，翻译拉斯洛的书都是一项挑战，因为作家极富个性的文学标签就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长句”，即便描述穷乡僻壤的阴雨和泥泞，用“史诗般的”来形容他的语言也不过分。在拉斯洛看来，短句简单无趣，能承载的东西有限，当一个人思维奔涌、表达欲膨胀时，肯定会选择用长句，就像酒馆里的客人一样喋喋不休，不使用句号，一晚上只说一句话，当然，作家的唠叨与酒鬼不同，与表现欲一同膨胀的还有文字的野心与诗意。即便在母语文学中，他的长句也独树一帜，对绝大多数的匈牙利读者来说也是阅读上的挑战，他的句式既很难读又很耐读，细腻又粗粝，细碎又宏大，构设精密，富于律动。如果翻译不好，会让人读起来觉得上气不接下气。因此不难理解，接连两届的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都颁给了他的英文译者和他的作品，2014年是《撒旦探戈》，2015年是《西王母下凡》，评论家们认为两位译者“发明了一种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的英语”。翻译成中文后也是如此，读者会读到一种有异于中文语言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中文”：

秋日的虻虫围着破裂的灯罩嗡嗡地盘飞，在从灯罩透出的微弱光影里画着藤蔓一样的“8”字图案，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撞到肮脏不堪的搪瓷面上，随着一声轻微的钝响重又坠回到它们自己编织的迷人网络里，继续沿着那个无休止的、封闭的飞行路径不停地盘飞，直到电灯熄灭；一张富于怜悯的手托着那张胡子拉碴的脸，这是酒馆老板的脸；此刻，酒馆老板正听着哗哗不停的雨声，眨着昏昏欲睡的眼睛盯着飞虻愣神，嘴里小声地嘟囔说：“你们全都见鬼去吧！”

读这样的长句，与其说是中文，不如说像太极拳，缜密沉着，缠绵不断，节节贯串，丝丝入扣，是中文写作者凭中文思维不大可能写出来的中文。难怪以长镜头著称的匈牙利导演塔尔·贝拉，在创作上离不开拉斯洛，从1987年至今，他俩已经合作了九部影片，不是由拉斯洛亲自改编自己的小说，就是由拉斯洛创作剧本，特别是《撒旦探戈》《鲸鱼马戏团》《伦敦人》和《都灵之马》，全都成了电影史上的经典。仅从上面抄写的这句话，我们就可窥见他们俩的关系，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长句为塔尔·贝拉式长镜头的电影语言提供了最为坚实的文学支撑。读他的小说，感觉就像看塔尔·贝拉执掌的镜头如何以几乎静止的缓速慢慢地摇动：流向远方的泥泞，淅沥不停的阴雨，平原上黑暗的光线，贴在玻璃窗上的面孔，单调执拗的钟表嘀嗒，喋喋不休的一句醉话，手风琴拉出的探戈旋律，倒酒喝酒咂吧嘴的声响，在疾风中沉闷至极的行走，牛叫，数钱，跳舞，窥伺，夹着僵硬死猫的女孩，还有教堂废墟里幽灵似的疯子……无论镜头固定多久或推移得多么缓慢，都无法把我们带入任何的精神世界，所能看到感到的只是毁灭、恐惧、绝望和欺诈。

“首先，《撒旦探戈》在电影史上以片时最长、承载事件最少而出名：在这部七小时半长的电影里，除了一场骗局之外几乎没发生任何事情。对运动的想象在其自身中消散，将我们带回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