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者所应用，最终变成压迫民众的合法条款。我要把制度钉进每一个金沙人的骨髓里——那就是，只要感到不公，哪怕对面坐着的是执行长，是总统，他们也要敢于发出那个‘不’字。”

布朗教授推了推圆框眼镜，他作为金沙的卫生委员，他今天的眉宇间的愁云却比任何时候都要浓厚。

“总统先生，我理解您对思想启蒙的执着。”布朗教授的声音带着医者特有的理性，“但作为一名医生，我必须提醒您，这种‘无序’的觉醒是有代价的。就在运动发动之后，才多少天，金沙电视台门口就发生了流血事件。一名先锋团成员当场死亡，几十名警察被非法扣。虽然这些警察已经被放走了，但是我还是想说，这已经不是‘监督’了，这正在演变成一场针对行政权威的暴力。我们是否应该更加细致地、有组织地去发动运动？如果放任这种无头苍蝇般的冲撞，金沙的民众们可能会在真正觉醒之前，先在内乱中自裁。”

就在这时，会客室的门再次被推开。娜姆端着一个大托盘，上面是几碗热气腾腾的骆驼奶粥和一盘金黄的沙枣糕。

她一进门，便感受到了室内凝固的气压。娜姆顾不得身为第一夫人的礼仪，因为她和在场的四个人都很熟悉了，娜姆直接将碗重重放在陈默手边，对着众人抱怨道：“你们也是，他都几天没睡了？我的总统，你这命是大家的，可也是我的。我求求各位委员、大市长，还有什么主任，你们开完这个会，赶紧督促他睡觉。他再这么熬下去，布朗教授，你这院长也别当了，直接在总统府搭灵堂吧！”

陈默苦笑着对娜姆摆了摆手，那只颤抖的手握住了娜姆的手，轻声安抚：“我知道了，老伴，说正事呢。”

待娜姆离开会客室后，陈默转过头，眼神重新变得犀利。他看向布朗教授，回应了那个关于“流血”的问题。

“布朗教授，你是医生，你最怕见血。但我这个老头子，是踩着枯骨和茶末从1985年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陈默的声音变得异常低沉，带着一股历史的厚重感，“非洲，乃至这个世界，几千年来的压迫是长期存在的。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束缚。表面上的奴隶枷锁好打破，只要一次所谓的军事革命就行；但心中的枷锁不好打破，那需要思想的革命。”

陈默站起身慢慢说到：“你看现在的西方世界，虽然表面上有那么多议会，那么多派系，吵得不亦乐乎。但事实上，那些所谓的议员和精英，他们服务的是背后的利益集团。在那个世界里，依然是‘屁股决定脑袋’。他们用法律的外壳包装着剥削的本质。我不希望金沙变成那个样子。”

他猛地转过头，目光直视布朗：“现在我们的新思想运动，确实粗糙，甚至带血。但布朗，我们应该做的是技术层面的调整，去引导群众不要出现更多的私刑的行为，而非质疑运动本身。人类社会发展至今，那些隐蔽的不平等、那些温和的剥削所造成的长期贫困和绝望，所引发的无声的流血，远远高于现在让群众探索自由和尊严时产生的阵痛。电视台的血流了，我很痛心。但我陈默，是打算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

陈默的声音在空旷的客厅里回荡，带着某种殉道者的狂热：“如果未来有人说，陈默发动‘新思想行动’导致了动乱，要给我批判得一无是处，我也完全接受！我不在乎我个人的荣辱，我在乎的是，当这盏壁炉熄灭后，金沙的人民是否真的掌握了属于自己的政权！”

“可是总统先生……”露西市长突然开口，她的声音清脆却带着质疑，“为什么不能要求群众以更加文明的方式斗争？比如在索菲亚执行长留下的框架内，发布正式文件约束行政权力。或者学习国外，号召大家进行静坐示威，某些国家就是这么做的，或者我们可以学习印度的甘地，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甚至是采取韩国式的绝食抗议？那样至少可以让血流得少一点，让变革看起来更体面一点。”

陈默听完露西的话，竟然呵呵地笑了起来。那笑声里没有嘲讽，只有一种看透了文明伪装后的苍凉。

“露西，我的孩子，你还是太善良了。”陈默坐回沙发，推了推面前那碗粥，“你说的那些方式——无论是静坐，还是绝食，亦或是非暴力不合作——它们最大的问题在于：群众是在出卖自身的尊严和健康，通过自残来博取那些特权阶级的怜悯。”

陈默的眼神变得极度严寒：“向压迫者博取怜悯，这不叫觉醒，这叫‘高明的乞讨’。金沙人不需要怜悯！我们要教给民众的是：权力是你们的，不是什么人的恩赐，也不是什么人的施舍。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公，你应该站起来去纠正它，而不是躺在地上等死来换取对方的一丝丝心软。绝食抗议和非暴力不合作，其本质依然是奴隶主义的残留，是把自己放在了弱者的位置上。我要金沙的民众，个个都是能平视甚至俯视权力的强者。”

陈默叹了口气，看着露西：“我本可以像索菲亚一样功成身退，在瑞士或者其他地方陪陪孙子，把权力完全交还给某个继任者之后安享晚年。但我无法忍受，我无法忍受我们金沙建立不到三十年，就保罗和其他人身上表现出来的那些官僚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苗头。我不希望金沙的民众在我离开以后，还要去通过那种自我折磨的方式来获得应有的自由。那种自由，太卑微了。”

热列茨自始至终一直保持着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