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的扔在了襄阳府。

程绍死后，河南兵的各级文武官员就全部逃散了。彻底的失去了组织的四千多河南兵在襄阳地区真是好一通肆虐。把襄阳府和周边的百姓可是坑苦了。

最后，还是突然出现的汉水航运公司出面收拢了四千多个河南兵，把这四千多人组织成了劳工队伍，在襄阳府外的汉江边上修建码头和仓库。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由头，非常懂事儿，给姚宗文大人送了不少佛郎机银币的“南洋商人”，才能够顺利的在襄阳府成立航运公司，并且承揽了整个湖广地区的税银运输业务。

封建时代的官员也不是缺心眼儿。姚宗文虽然不是现代那些有着招商引资任务的地方官员，可是他也知道，像汉水航运公司这样能够促进本地就业，增加本地税收，给湖广巡抚衙门上下的官员增加灰色和黑色收入的大企业，自己必须是要进行扶持的。

所以，汉水航运公司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了襄阳府城外汉江边上的大片土地。除了修建了规模庞大（在古代人眼中）的水运码头之后，相应的纺织厂、水泥厂、砖瓦厂、玻璃厂和粮食加工企业也纷纷在码头附近成立。

一时间整个襄阳府地区的就业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不仅原本肆虐地方的河南兵转化成了码头工人和工厂工人，汉水航运工业还从襄阳周边地区吸纳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这样的情况，使得整个襄阳地区的经济环境得到了巨大的改善。以至于最近一段时间，新任湖广巡抚姚宗文在朝野中很是获得了一番能臣干臣的称赞。

姚宗文固然因为治理地方有办法而得意了起来，可是需要招纳士兵的朱燮元却高兴不起来了。

第230章四省攻鄂7

后世人说起古代来，总觉得古代人会普遍的有“好男不当兵”的概念。似乎古人对于当兵这件事情非常的抵触。实际上呢，就像老百姓常常戏谑的说“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一样，这种话，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反应，而不是说大家真的就会觉得皇帝这个位子自己也有机会坐。

诚实的讲，在封建社会这种阶层全面固化的环境中，除了一部分富裕的自耕农、富农的家庭，可能会有机会通过读书参加科举考试的形式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地位转变之外。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国人想要实现自身社会地位的转变，实实在在的办法，还真的就只有当兵打仗这一条路可走。

当然了，就是抛开这个微弱的社会地位转变的可能，对于底层百姓来说，当兵也是一个不算最差的选择。特别是在封建王朝末期，对于最底层的百姓们来说，当兵固然极有可能会死在战场上，可是可能死在战场上和一定会饿死相比较，当兵自然不算是个最差的选择。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这样一个道理来，除了活活饿死之外，对于底层百姓来说，当兵是除了饿死之外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当土匪那种选择其实和当兵是一样的）。在老百姓生计无靠，两手空空的情况下，他们一般只能选择去当兵。而且当兵这种事情还不是总能遇到的。

明末农民起义中，无论是作为镇压起义的一方的明王朝还是作为起义者方面的农民军，动不动的就有十几二十几万人的规模。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双方军队对地方民众的裹挟导致的，可是从另一个方面考虑，百姓能够被裹挟，默认自己被裹挟的这种状况，未尝不是那种无奈中的被迫选择的表现。

在人员方面，朱燮元手下有两员武将和一营两千多人的总督标营。在资金方面，朱燮元有朝廷拨发来的，可以实打实的支撑五千人规模部队的粮食和饷银。

按照朱燮元对行省都司部队状况的了解，他大体上推断，武昌叛兵的人数最多也就在两千到三千人之间。所以，他觉得自己手里已经有两千多人了，自己再招纳三千人左右组成一支五千人上下的队伍，那么镇压这场兵乱就完全可以了。

朱燮元总体上的想法不错，他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准备就地在襄阳地区征召士兵，以本地兵平本地匪。原本他觉得在当前这种环境下，征召士兵的工作不会很难做。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因为复兴会对襄阳地方上的建设吸纳了襄阳地区大量的劳动力，以至于他派出的招兵人员在襄阳周边地区折腾了很长时间，才招到了不到两百个质量还算凑合的兵员。

为什么我们要说朱燮元这个五省总督算是个比较知兵能够打仗的人物呢。这就是因为朱燮元这个人懂得在军事行动里进行成本方面的考量。

就以招兵为例，大部分人都知道南方兵以川折两地的兵员为最佳。朱燮元当然也知道这样的道理。可是呢，身处湖广襄阳的朱燮元更知道，想要在四川和浙江征兵，那是需要更多的经济支出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考虑，朱燮元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在湖广省内招兵，以减少自己的支出。

问题是，不仅襄阳地方相对剩余的劳动力已经被复兴会所吸纳。就整个湖广地区的长江以北地方来说，西部从荆州府到襄阳府之间的广大地区，已经全部成为复兴会的势力范围。

除了两府之间的一些呈点状分布的县城之外，两府之地的广大农村，不是复兴会的农场就是复兴会的基地村。

对于复兴会来说，承担着大明王朝最基层的行政职能的县城，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意义。

在复兴会的眼中，中国最强大的力量不在那些据点一样的县城里，而在于广大的农村地区。无论是人口还是资源，这些东西都在农村分布着。所以，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