虏。他不说真话，保护自己从何谈起？

楼炳光说，你真是书呆子。你想想看吧，当时是什么环境？我们那群俘虏，成天都是提心吊胆，怕被镇压，怕判刑，还怕被发配到边塞。那时候可以说风声鹤唳人人自危。郑霍山要是承认你是因为劝说他才耽搁了起义时间，那他成了什么，那他不是成了阻挠起义的绊脚石吗，那不是找死吗？

汪亦适这才似乎明白过来，半天做声不得。以后他也就渐渐地原谅了郑霍山。

时光退回到当年，汪亦适在郑霍山那里没有得到证明，连续好几天茶饭不香。其实汪亦适并不完全是为了给自己挣一个起义者的待遇，那时候的汪亦适还意识不到待遇的重要性，他主要是想把事情弄清楚，他想证明自己的清白。突然有一天他的脑子里闪过了一丝亮光——他想起了程先觉。那天晚上他睡不着觉，辗转反侧中，他看见了这丝亮光，一拍大腿从铺上跳了起来，在屋里的青灰地面上走来走去。

同屋的楼炳光说，你干什么，半夜三更的老是晃来晃去的，难道你想让管教人员过来揍你吗？

汪亦适说，我现在不怕管教人员了。我现在就是要见管教人员！说着，就向门外高喊，警卫，警卫，我要见张管教，我要汇报思想！

在学习班的办公室里，汪亦适怀着激动的心情，把自己在皖西城解放前夜劝说程先觉起义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张泗安最初还是不相信，他们怀疑这个文质彬彬的家伙得了神经病。上次他言之凿凿地说郑霍山会证明他的起义言行，结果郑霍山一口否定。这次他不死心，又扯上了程先觉，弄得不好又是胡说八道。张泗安不想跟他啰唆，敷衍他说，算了吧汪中尉，我们劝你别再折腾了。你既然当了俘虏，就老老实实的。只要改造得好，俘虏也照样可以为人民服务，照样可以为新政权出力。

汪亦适说，话是这么说，可俘虏和起义者总是不一样啊，我是千真万确地想起义，而且为了起义花费了很多心血，我总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老是当俘虏吧？我不是新政权的敌人，我是新政权的支持者啊。求求你们，你们是自由的，去找程先觉问一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张泗安说，就是问，那也得等到明天吧？这又不是打仗，我们总不能半夜三更地跑到起义学习班去叫人吧？起义学习班里的人都是我们新政权的有功人员，都是要重用的。我们半夜三更去找人，那太不尊重了，上级会批评的。

汪亦适说，那好，那就明天吧，明天你们可一定得给我问啊！

那一夜汪亦适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象着明天张泗安去找程先觉的情景。这件事情过去也才十来天，程先觉肯定不会忘记，他一定会一五一十地向张泗安说清楚。那天晚上他和程先觉说的话犹在耳畔，那句句都是真话，句句都是新政权希望听到的。

汪亦适在床上翻，同宿舍的楼炳光也在翻。楼炳光睡不着不是因为激动，楼炳光夜里经常做噩梦说梦话，因为他是医科学校的警卫科长，在此之前他是国军三十六师里的一个连长，他同解放军打过仗，手上的血债肯定是有的，所以他最担心解放军会把他毙了。他有好几次在汪亦适面前念叨，说他家上有七十高堂，下有五个幼子，他给国军当警卫科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希望新政权网开一面，留他一条活路，哪怕给共产党倒马桶擦皮靴也干。

跟楼炳光住在一个房间里，也是汪亦适急于摆脱俘虏名分的重要原因之一。楼炳光是什么人？楼炳光过去在医科学校差不多就是个恶棍，就是政训处的一条狗，经常关押进步学员，搞秘密侦察活动。那时候同学们在校园里散步，见到这伙计，避之唯恐不及。现在倒好，自己跟他住在一个房间，享受相同的俘虏待遇，简直就是鱼龙混杂。

第二天早上，出操完毕，又开始劳动，脱坯烧砖——张泗安说，解放了，皖西城下一步要盖很多高楼大厦，需要很多砖瓦。汪亦适一边脱坯，一边观察周围的动静。他发现张泗安不在劳动现场，心中窃喜。他分析张泗安是到起义学习班找程先觉核实情况去了。

吃早饭的时候，还是没有看见张泗安回来。汪亦适想，看来这件事情有眉目了，没准是张泗安了解清楚了，向上级汇报去了。也许等到张泗安回来，他汪亦适就可以摘掉俘虏的帽子，摇身一变成了起义功臣。原先汪亦适对于待遇问题并不看重，但是随着在俘虏学习班里时间待长了，他的思想就起了很大的变化。解放军的政策好，三十里铺的这几个学习班，伙食是一样的，如果单从嘴巴的待遇上看，当俘虏一点儿也不比起义学习班差，甚至不比管理学习班差。问题是人的待遇不仅体现在嘴巴上，楼炳光说了一句粗话，说人的待遇归根到底体现在下面那个巴上，你去撒尿，有人拿着上了子弹的步枪看着你，你尿都撒不干净。汪亦适想，我确实不能算俘虏，我干吗要背这个黑锅？

汪亦适那天左等右等，没有见到张泗安。这样一来，他就更加坚信不移，张泗安确实是为他的事情奔波去了。汪亦适知道共产党的干部做事认真。涉及人的名誉问题，是个大问题，来不得半点马虎。汪亦适揣摩，张泗安从程先觉那里证实他汪亦适确实劝说过别人起义之后，一定又去找别人证明去了，没准还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