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坐你车，你听歌品位还可以啊，和我对路。”

　　“是吗？”浩南想忍住笑意，但还是微微笑了笑。

　　罗门说，张伟的车里就都是些情情爱爱的流行歌，很难找到几首自己喜欢听的。

　　“我可没你专业啊，随便讲。我觉得听歌就跟品酒似的，它得经过时间的沉淀和酿造，一代又一代的人去理解和发酵，才能出来那个味道，留下的才是最好的，你说是吧？再一个呢，它也有点像旅游，你是想要去借助它，体验一种陌生的文化和心境，对不对？所以我很少听现在的一些新歌，也很少听中文歌，太熟悉了没意思，就喜欢听一些国外的老摇滚乐，还是这些歌经典、有味、耐听。”

　　“也挺好的。”罗门点点头，声音有点疲惫，没有去反驳他对音乐品位的理解。

　　“那你呢？”

　　罗门说什么都听一点吧。国内的，国外的，新歌和老歌，听得比较杂。摇滚肯定听的，民谣、爵士也听一点，古典和电子，一些没有歌词的，流行和嘻哈也听一点。

　　“你还听嘻哈啊？那我真的没想到。”浩南扶着方向盘嚼口香糖，说感觉玩嘻哈音乐的小孩子们都挺幼稚的，是一种对国外流行风尚的廉价跟风模仿。

　　“那也许是因为你没有听到过好听的。”

　　罗门说嘻哈音乐的起源其实并不幼稚，和摇滚一样也有强烈的底层呐喊和反叛精神作为发声内核，只不过进入国内之后，很多时候被不少只追求“酷”这种外在感觉的爱好者掩盖了，让人觉得嘻哈就是嘻嘻哈哈。毕竟不同地方的人，生活的环境和表达的方式都不一样，理解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是挺难的。

　　他谈起自己的见解：“其实音乐这种东西啊，它本身是用来沟通的，包容性是很强的。从创作者的角度，没必要非得谁杀死谁，谁把谁比下去，都是可以共存的，甚至可以相互共鸣。”

　　“你是说音乐不分好坏吗？”从听众的角度，浩南似乎没太懂罗门的意思。

　　罗门说具体到每一首歌来说，当然也分好坏，但是不应该在类型或者年代上分贵贱。而且好坏这个标准也是由每个人的喜好来评定的，不存在绝对的公论。

　　“那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好音乐多吗？”

　　“当然多啊，太多了，只要愿意敞开自己去听，好音乐多到听不完。”罗门脱口而出。

　　“那我就还挺好奇了，既然你觉得好音乐多到听不完，为什么还要去搞音乐创作呢？我们平时的工作也这么累。”

　　浩南总喜欢聊些有的没的，但罗门也知道，高速公路上的风景单调又无聊，如果不聊天，开车的时候很容易睡着。

　　聊到创作，罗门说主要还是从自我出发。

　　“人总得有点爱好吧？你看我们的工作，经常要面对那么多社会的暗面，压力还挺大的，我性格又比较内向，不善言辞，玩乐队就成了我的一个表达出口。”

　　这种问题罗门其实已经回答过几百遍了，每次新认识的音乐人朋友都会好奇，为什么一个警察想要来组乐队，不温不火还玩了这么久。

　　浩南问他觉得创作音乐难不难，说自己以前也有过这方面的冲动，买过一把吉他，但是感觉很难被别人认可，就放弃了。

　　“我觉得难，不过搞创作首先是真心实意对自己吧。”

　　罗门认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和信任是很难，人与作品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就更难了。譬如你写了些自认为纠结和复杂的悲剧，但大多数人想看的其实是刺激。他们把你那种不可说的心情，全当成表达的弊病，只觉得你辛辛苦苦，给他们讲了个不够格的笑话，这样的事情总是没法避免。

　　“那崔远的音乐好吗？”

　　浩南调低了车内音响的音量。

　　“老实说，在我看来挺好。讲白了，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说，除了技术这种硬指标之外，最重要的能力也许是共情。能够找到一种合适的表达情绪的方式，传递给他的听众。就像你喜欢这些老摇滚，你当然也有刚才自己分析出来的那些理由，但它肯定不是这么绝对理性的。对这种音乐的喜欢，会有你的心事、你的情绪和潜意识在那里。张伟为什么喜欢听流行歌和情歌？当然是因为他潜意识里渴望得最多的，就是爱情咯。你听老摇滚就复杂一点，也许是有一些社会批判的心情在里面？渴望突破什么？或者对自我现状不满，希望有某种改变？不一定准啊，我瞎说的。”

　　讲到音乐，罗门来了精神，侧了侧身子，甚至比画起双手，有了肢体动作，加大了音量：“那么换个角度，厉害的音乐人是怎样的呢？是能通过各种节奏、音调和旋律，来理解你的情绪，与你的脑袋产生共鸣，让你感觉那些东西是真的穿过了你的身体，把你的心脏和大脑皮层给抚摸到了，老崔是有这个天赋的。”

　　“所以他情商很高？”浩南是这么理解的。

　　“这和情商还不太一样，情商是一种自我管理情绪的能力。我觉得音乐的天赋，应该是一种对他人情绪的敏感和理解。”罗门比较了两者的区别。

　　“那你怎么看崔远去杀黎万钟这个事，你觉得可能的真相是什么？”

　　罗门沉默了很久，看着挡风玻璃外，不停变换的距离指示牌，并没有直接回答浩南的提问。

　　“我给你讲个小事吧。”

　　罗门说去年冬天，他们“哭小孩”乐队想写一首新歌。大家即兴排练的时候，老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动机，乐队几个人都觉得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