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泉鉴》一书，请克文任勘注，可是克文只作了一篇序文，没有勘注，书也没有印成。有一次大雄不知在哪获得袁世凯《戊戌纪略》手稿本，下有“八月廿五日书于小站营次，交诸子密藏”等语。给克文辨真伪，克文一阅之下，觉得可疑，便写了一篇《戊戌纪略书后辨》，谓：“先公有戊戌政变日记详纪靡遗，予读之，略忆始末，故作《定变记》以纪之。今读传录之《戊戌纪略》，谓是先公遗著，中皆泛论，而无事实，与予旧读之日记不同，疑是洹上记室，见先公日记，既欲白先公之苦心，而又虑招人之忌怨，故隐其事实，衍为泛论，先公虽既疏文学，若通籍二字尚非不解，胡竟以通籍自引，此必非先公自撰，可断言也。”按以上云云，那么现在作为史料考证的《戊戌政变纪略》，也就靠不住了！

他和张丹翁也时相调笑，当时张恨水把丹翁两字译作白话“通红老头子”，克文便作碎锦格诗钟云：“极目通明红树老，举头些子碧云残。”又时而相龃龉，有时又和好无间，彼此交换古物。

丹翁的鬻书润例，便是克文所订的，谓：“丹翁获汉熹平漆书，因窥隶草之奥，藏唐人高莫石室记，遂得行楷之神，施于毫墨，极尽工妙。”对于丹翁的书法，始终是推崇的，我的箧中有克文手稿《篆圣丹翁》一文，似乎没有发表过，原文录之于下：“今之书家，学篆籀者夥矣，而能真得古人之旨趣者，盖寡，或描头画脚，或忸怩作态，则去古益远。在老辈中，惟昌硕丈，以猎碣为本，而纵横之，而变化之，能深得古人之真髓者，一人而已，昨丹翁兄见过，出示所临毛鼎，予悚然而惊，悠然而喜，展读逾时许，而不忍释，盖丹翁初得汉简影本而深味之，继参殷墟遗契之文，合两者之神，而出以周金文之体，纵横恣放，超然大化，取古人之精，而不为古人所囿，今之书家，谁能解此耶！其微细处，若绵里之针，其肥壮处，若庙堂之器，具千钧之势，而视若毫毛，吾以为三代人涂漆之文，不过尔尔也，予作篆籀，尚拘守新象，而丹翁则超超于象外矣，俗眼皆谓予为工，而不知共荒率者，难于工者，百倍犹未止也，工者循象迹求，犹易以工力为也；率者神而明之不在方寸之间，无工力不成，无天才亦不成，岂凡夫俗子所能梦见者哉！予能知之，黄叶师能知之，恐再求知者，亦不易也。予读其所作，懔然有悟，它日作书或可进欤！予尝曰：秦以后无篆书，晋以后无隶书，今于数千载下，得见古人，洵予之幸也。”虽多过誉，然论书亦颇有见解。

克文对于南通张季直(謇）深恶痛绝，虽到过南通，参与通俗剧场客串，备受张季直的优礼，但回沪后，一再在《晶报》上讥骂张季直，刊登《箴更俗剧场》《南通小记》《南通竹枝词》等，都对张季直作了贬语，更反对张氏为了梅兰芳与欧阳予倩作《梅欧阁》。当张七十寿诞，他撰了副寿联：“江北大皇帝，天南老寿星”来骂他。原来张在家乡有“土皇帝”之号，克文所以讽笑出之，张看了大不高兴，没有把这联张悬礼堂上。克文为了沈寿事，很同情于沈寿的丈夫余冰人(觉），他有一封复余冰人的信，公开在报上，如云：

“冰人先生辱复，悲感沉痛，欷歔久之，以尊夫人之才之艺，竟遭此厄，冒终身不白之冤，抱弥天长恨而死，人神同泣，江海永哀，天下闻之，应为愤慨，若某老伧，人首兽心，妄窃时誉，三百年后，自有公论，秦奸铸铁，当世未尝不赫赫也，真投彼豺虎，豺虎不食之徒，尊夫人在天有灵，必有以诛，亟望见过，畅言其详，弟虽不才，尚能以口笔布远其恶，使天下后世毋为所欺焉，兄以身受之痛言之，自足昭重，温犀秦镜，好不可遁矣。敝报嫉恶如仇，直书无隐，利势不可屈，威武不可夺，故于兄之恨事，深愿披露，非若其他耸于土皇之尊，甘低首下心，为之臣奴也，临颖企盼，鹄候宠光，此复。”

竟呼张季直为老伧、为秦奸、为豺虎不食之徒，其痛恨可知，未几《晶报》上便刊出赓续若干期的《余觉痛史》。

谈到克文的仪表，温文尔雅，举止洒然，不蓄髭，御眼镜，常戴六合帽，帽上缀着一颗浑圆光莹的明珠，或灿然生辉的蚍霞。这是北方宦家子弟的气派，他还是习染着，服御很整洁。逢到严冬，他穿着一件海龙皮裘，价值很高，他也非常珍惜。至于西装革履，他不喜欢，所以生平从未穿过。

有人仿明末四公子及清末四公子之例，创为民国四公子，所谓民国四公子，是那些人呢？那就是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张季直的儿子张孝若，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至于醇酒妇人，则袁克文便可上比战国时代四君之一的信陵君。（按：林庚白说，民国四公子，无袁克文份儿，而是孙科，因为民国五年以后，袁世凯已非风云人物了。——编者志）

秋瑾女儿王灿芝

王灿芝，是秋瑾的女儿，那是从秋瑾丈夫王廷钧的姓。秋瑾干革命，和王廷钧宣告离婚，灿芝改姓为秋，但外间叫惯了，还是称她王灿芝。

秋瑾东渡日本，资斧不够，不得已，告贷于盟姊徐自华。自华慨然助之，秋瑾大为感激，立脱腕上翡翠镯给自华说：“我干革命，事的成败未可知，这镯留在您处作为纪念吧！”及秋瑾事败牺牲，灿芝渐渐长大，自华即把这镯交给灿芝，说：“这是你母的遗物，见物似见你母，由你好好地保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