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行径，似乎稍有不同。少屏当时忙于社会之事。踪迹较密者，佩忍、天梅二人而已。二人皆好饮酒，皆好作诗，尤喜醉后发狂言。我之酒量，或过于二人，诗虽不逮，亦勉强可以追随，因佩忍、天梅而认识柳亚子，遂加入南社。南社为文字鼓吹革命之机关，与日本东京之同盟会，遥遥相应。初由柳亚子、高天梅、陈佩忍三人发起，开成立会于苏州之虎丘，我之加入南社也，则在成立之第二年。我加入后，我弟寄尘亦加入。南社同人好为慷慨激昂之诗人，以意气相交结，与我之个性颇相近。”他也多藏书，自云：“好买书，每月买书之费，有时超过生活费两倍以上。我之积书，始于民国纪元前五年，以后年有增加，苟生活费有余款，皆用以买书，至于今日，积书在五万册以上，盖已有三十余年之历史也。”他晚年和管际安、童心安，合筑屋舍于沪西延平路，以三人名中，均有一安字，便榜之为“安居”。这儿我是常去的，书橱、书架、书箱，可谓满坑满谷，总之，除坐卧一席外，余皆置书，以我估计，远远超过五万册了。但他所置的书，都属于实用的，从不讲究版本。他说：“矜宋诩明，非我辈寒士力所能及，我不勉为之也。”他读书逢到疑难，不惮查检之烦，非得其要领不可。因此，他常对学生说：“遇不认识之字，不要即问先生，翻过数种字典而犹不得其解，然后再问，因查书极有益于学问。”

《美术丛书》为一巨著，初为线装本，分若干集，后改为精装本二十册，配一木柜，甚为美观。那是邓秋枚所创的神州国光社出版的。第一集即朴安所编，第二、三集，秋枚自编，四集以后，始由黄宾虹编。又《国粹学报》，也是秋枚所创办，复出《国粹丛书》，朴安撰《吾炙集小传》，收入其中，末附秋枚一跋，却有“与胡生韫玉同辑小传”云云。朴安大不以为然，谓：“韫玉是我之名，现已废弃不用。胡生之称，系先生对于弟子所用者，我与秋枚，不过老板与伙计之关系，秋枚是文字资本家，我是文字劳力者，此不可不一言以辨正。”当时国粹同人，有章太炎、刘申叔、黄晦闻、陈佩忍、李审言、黄宾虹等。罗振玉、王国维、廖季平，则经常为《国粹》撰稿。他对于以上诸子，略有评论，谓：“太炎、申叔，深于乾嘉诸儒之学，申叔之精，虽不及太炎，而博或过之。惟太炎不信甲骨文，亦不重视金石文，治学方法，不能辟一条新路。吾友程善之常为余言，申叔诸著作，多数取诸其祖与父之旧稿，此言我不能证实，但善之亦非妄言者。晦闻深于史学与诗学，而诗学出史学之上。佩忍熟于掌故，而文极条达，诗词慷慨可诵。审言熟于选学，骈体文又极谨严，自谓胜于汪容甫。且笺注之学，近世殆无出其右者。宾虹深于篆刻书画，而画尤精，出入宋元间，不作明人以后笔法。鉴别之眼力尤高，近世之作山水者，推为巨擘。罗振玉在甲骨文上，有传布之功。王国维治学方法，似乎在太炎之上，更非罗氏所可及。友人某君常为我言，自王国维死后，罗氏发表之著作颇少，其言亦深可味。四川廖季平，考据极精，申叔盛称其《六书旧义》，廖氏本班固四象之说，注重形事意义四事，颇新奇可喜，在我做的《中国文字学史》上已稍论之。”所论殊精当，可作学术参考，又见清末民初儒林之盛况。而朴安多方面获得高榷切磋，尤为难得。

朴安从事新闻事业，始于《民立报》，该报为于右任所创办，继《民呼报》《民吁报》而为民国发祥的报刊。他主编小品文章，搜集明遗民之事迹与其言论含有种族思想者，编为笔记类，次第载之报端。又编有《发史》一种，凡清初不肯剃发而被杀，或祝发而为僧者，悉为编入。又编《汉人不服满人表》一种，自江上之师，至黄花冈止。又作小说《混沌国》，描写清廷的腐败情况。但此等鼓吹革命的文稿，都散失掉了。惟《发史》序，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却引有一段，朴安录以存之。那为《民立报》撰社论的，有宋渔父、范鸿轩、景耀月、王印川、徐血儿。撰小说的有老谈，即谈善吾。绘画的有钱病鹤(后改为云鹤），亦人才济济。此后瞿绍伊主办《春申报》，招朴安为襄助编辑，为时不久，报即停刊。继进《新闻报》，任小品编辑，乃纯粹的游戏文章。辛亥革命后，他在游戏文章中讥诮遗老，触犯股东的忌讳，他便辞职而去。

他认识叶楚伧，很有趣。那时，他和陈佩忍，同饮于沪市言茂源酒肆，佩忍忽对他说：“我有一好朋友，是汕头《大风报》的主笔，新从汕头来沪，不可不去一看。”他询问何人，佩忍不语，久之则云：“现且不言，看到时再讲。”酒罢，同到一客栈，佩忍带领而入，便见一状颇魁梧者，正在阅书，客至，释卷而起。他疑心是广东人，或是北方人，正要请教时，佩忍忽谓：“你们二位，暂不通姓名，谈了话再说。”他听对方讲的是吴侬软语；疑团更甚，没有谈到几句话，就提到饮酒，三人便同赴酒家，其人纵谈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又杂谈诗文，三人颓然各有醉意，彼此竟未通姓名而别。事后，朴安才知其人乃吴江叶楚伧。民元之际，姚雨平办《太平洋报》，楚伧任总编辑，朱少屏任经理，柳亚子编文艺，兼电报版，朴安作社论与编新闻。一日，亚子以第五集《南社丛刻》誊写稿(各地社友寄来诗文词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