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自己置于裁判和最终决策者的位置，同时把解决问题的压力和责任，明确地压到了每一位提出反对意见的大臣身上。

殿内群臣面面相觑，再也无人能简单地说“不可行”。皇帝把路指得明明白白：我知道难，但你必须告诉我怎么解决这个难。一场围绕如何具体执行裁军策略的、更深层次的务实辩论，就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