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凿，国法如山。”

“此事已交蔡勾当全权办理，本官不预具体事务。”

“若要陈情，自有御史台、大理寺可去申告。”

其态度之强硬，决心之坚定，令所有访客心寒而去。

与此同时，王安石虽已准备返京，却也并未置身事外。他公开露面时，对蔡确的行动给予了毫不含糊的支持，言谈间将此次清查定义为“肃清新政奸宄，以正国法”，彻底堵住了那些试图从“破坏新政”角度舆论反扑的缺口。

韩、王二人，以一种近乎决绝的姿态，向江南上下宣告：这次是玩真的，没有任何转圜余地。

恐慌迅速升级为绝望。无数加急的密信、诉状，如同雪片般飞向汴京，送至各位宰相、枢密使、乃至与江南利益攸关的朝中大佬案头。信中无不极尽渲染蔡确（实则韩绛）的“苛酷”、“罗织罪名”、“扰乱地方”，恳请中枢立即下旨制止，以免激起民变。

然而，回应他们的，是汴京方面一种近乎诡异的沉默。

中书门下、枢密院对此不置一词，仿佛从未收到过这些信件。

几位受过江南世家请托的重臣，私下或有微词，但在公开场合，均三缄其口。

就连以往最可能为此类事件发声的言官御史，也大多保持了奇怪的静默。

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在朝廷高层形成：谁都明白，这是韩绛离任前在为皇帝办事、为后续的新政铺路。此时插手，不仅会触怒锐意改革的年轻皇帝，更会惹上一身腥臊。

在巨大的政治风险和些许的地方人情之间，这些精于算计的朝堂大佬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当乌龟”——缩起头，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发生。

这场由韩绛点燃、蔡确执行的江南惊雷，就在朝廷中枢的默许甚至纵容下，以一种近乎野蛮的方式，猛烈地涤荡着积弊深重的江南盐政旧格局。火焰烧掉的不仅是几个私盐贩子和贪官，更烧毁了无数盘根错节的地方利益网络，为即将到来的冯京，以及更深远的改革，硬生生烧出了一片焦土，也烧出了一片可供重新耕耘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