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重与思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熙宁元年九月末的汴京，秋意已深。紫宸殿常朝的气氛，比往日更加凝重。

河北灾异的阴影未散，西夏使者的恫吓言犹在耳，而朝堂之上，一股针对绥州政策的暗流，终于化为了公开的谏诤。

率先出列的，是御史台知杂事御史吕陶。此人以清直敢言着称，素与司马光等大儒交好，其奏对往往暗合“复古”之旨。他手持笏板，声音清朗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恳切：

“陛下！臣闻‘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今绥州之事，种谔擅启边衅，已违国法。

然事已至此，臣所深忧者，非一城一地，而在国家大体！西夏遣使，言辞虽厉，然未必无转圜之机。

若我朝能示以宽仁，略作退让，或可化干戈为玉帛。若一味恃强，恐失信于四夷，启无穷之边衅！

况河北新遭大灾，国库空虚，黎民待哺，实不宜再兴兵革，耗竭国力。伏望陛下暂缓绥州工役，遣使与西夏和谈，以固根本而安天下！”

吕陶的奏对，引经据典，将绥州问题提升到“国家信誉”和“恤民固本”的高度，姿态磊落，令人难以直接斥责。

紧随其后，同知谏院范纯礼（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之弟，时在谏院）、判国子监直讲孙觉等数位素有声望的官员也纷纷出列附议。

他们的言辞或激烈或委婉，但核心意思大同小异：强调当前应以内政救灾为重，对外应持重，避免与西夏彻底撕破脸，甚至暗示可以放弃绥州以换取和平。

这些言论，在朝堂上引起了一阵窃窃私语。不少官员面露赞同之色，显然，这种“攘外必先安内”、“以柔克刚”的传统思路，在士大夫中仍有广泛市场。

御座上的赵顼，面色平静地听着，手指轻轻敲击着御座的扶手。他目光扫过班列中垂首不语、仿佛置身事外的司马光，心中冷笑。

他知道，吕陶等人不过是台前的木偶，其背后站着的，正是这位以修撰《资治通鉴》而隐然成为士林精神领袖的资政殿学士。

司马光自己不出面，却让门生故旧打头阵，既保持了超然姿态，又精准地传达了其政治主张，确是老辣。

待众人奏毕，朝堂一时寂静。所有人都看着年轻的皇帝，等待他的反应。

赵顼并未动怒，反而缓缓开口，声音清晰而沉稳，传遍大殿：

“诸卿所奏，皆为社稷着想，朕心甚慰。然，绥州之事，关乎国家百年安危，非可轻率处之。

诸卿既有疑虑，朕便与诸卿，以及几位相公，于退朝后，在紫宸殿后阁，细细分说。”

此言一出，众人皆是一怔。皇帝这是要亲自与谏官和重臣进行一场御前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