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九月，欧阳修那封慷慨激昂、主张“以堂堂之阵迎文战”的奏疏，与司马光那篇引经据典、强调“此乃道统存亡之战”的雄文。

在经过吕公着与王珪这两位大手笔的精心润色后，随着进奏院邸报的驿马，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瞬间在大宋的每一个角落激起了滔天巨浪。

这一次，引发的共鸣远超之前的学理辩论。

皇城司的暗探们，遵照圣意，将辽国国书中最核心、最尖锐的意图，用最直白、最朴素的乡言俚语，编织成各种引人入胜的故事和譬喻，在市井街巷、田间地头悄然散播。

“惊闻北边那辽国皇帝，不满足于抢钱抢粮了！他如今要修啥《辽礼》，还要请咱大宋的状元公们去他那儿开啥‘文会’！”

消息像野火般蔓延，先前还觉得“蛮夷之地，能有何为”的普通百姓，这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某种不同以往的、刺骨的寒意。

在汴京的茶肆酒坊，在杭州的繁华街市，甚至在内陆州县的集市上，百姓们议论纷纷，话语粗糙，却直指核心：

“夭寿哦！这辽国狼主，是吃错了什么药？不去打猎放牧，学人读什么圣贤书？

这分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一个老茶客拍着桌子，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忧惧。

旁边有人立刻附和，比喻更为犀利：

“什么拜年！这分明是强盗要考状元了！以往他们明刀明枪，咱们还能防着。

现在倒好，穿上儒衫，摇起笔杆，这是要登堂入室，刨咱们的根啊！”

“强盗考状元”这个说法，形象、惊悚，瞬间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同，成为民间对此事最经典的定调。

一位担着菜蔬进城的老农，愁眉苦脸地对同伴说：

“族长昨日在祠堂说了，辽狗这是笑里藏刀，要用软刀子割咱的肉哩！

比真刀子还狠！他们现在比文采，要是让他们赢了，下一步岂不要咱加倍进贡‘赏钱’？

到头来，还不是加在咱们的税赋上？咱家的娃，没准还得被拉去给北边修宫殿服劳役！”

他将国家的文化危机，直接与自家赋税、儿孙命运联系了起来，引发了周围一片唏嘘。

而在各地的州学、县学，以及士绅聚集的雅集之中，气氛更为凝重。

邸报上欧阳修与司马光的文章，被反复传抄、诵读。

一种比“亡国”更深刻的恐惧——“亡天下”的危机感，如同阴云笼罩在每个人心头。

一位年轻士子面色苍白地对其同窗道：

“《春秋》大义，首在华夷之辨。如今辽主竟欲与我等论礼乐，此乃窃礼！

若使其得逞，则华夏、夷狄之防何在？圣人之道何存？此非一姓一国之兴亡，实乃天下道统之绝续！”

他的声音带着颤抖，那是信仰根基被动摇的恐惧。

另一位较为务实的学官则叹息：

“以往只知其强于弓马，如今观其国书，文辞斐然，引经据典，绝非吴下阿蒙。

其志不在小，意在与我朝争正统！若天下士人见北朝亦可行周孔之礼，则心志必然动摇，谁还愿为我大宋效死？”

即便是最保守、对变法颇有微词的旧党中人，在此事上也迅速与朝中的改革派达成了共识。

一位致仕的老翰林在家中对子弟慨叹：

“内政之争，乃兄弟阋墙；然辽国之患，实为衣冠存亡！

此刻若再拘泥于新旧是非，则真可谓不识大体，愧对先贤了！”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各种声音开始汇聚，最终指向同一个方向：

“战！必须战！”——这不再是军事层面的呐喊，而是文化卫道的呼声。

“官家，快下旨吧！让欧阳公、司马公他们北上，叫那辽主晓得，甚么才是真正的天朝气象！”

“光是辩经还不够，咱大宋的军备、财用也得跟上！

否则，辩赢了，人家刀子架过来，还是得认怂！”

——民间智慧开始自发地将“文治”与“武功”联系起来。

至此，赵顼的布局，收到了远超预期的效果。

他成功地借助辽国的“文攻”，将一种深刻的危机感植入大宋从上到下的每一个阶层。

过去只有他和少数精英看到的“变法的必要性”，如今成了贩夫走卒都能感知的切肤之痛。

改革，不再是他赵顼一意孤行的“折腾”，而是应对存亡威胁的“必然选择”。

所有的声音，所有的目光，最终都汇聚到了紫宸殿的那张龙椅上。

全天下都在等待，等待年轻的大宋官家赵顼，如何落下这枚关乎国运的棋子。是战？是和？如何战？派谁战？

压力如山，但赵顼在深宫之中，感受到的却不仅仅是压力，更有一种大局在握的沉稳。

民气可用，士气已燃。现在，是他拿出最终方案，将这沸腾的民意，引导向一场必胜的“文化北伐”的时候了。

棋盘已经摆好，棋子已然就位，只待执棋者，发出那石破天惊的一击。

而这一次，他的身后，站着的是一个被惊醒的、同仇敌忾的帝国。

熙宁二年九月底，汴京的秋色已深，御花园内菊花开得正盛，丹桂余香缭绕。

与外间沸反盈天的舆论相比，此间却是一派闲适静谧。

皇帝赵顼正与向皇后对坐于凉亭之中，慢品着新贡的武夷茶，仿佛天下议论纷纷皆与己无关。

“官家，”向皇后娴静地斟上一杯茶，语气温婉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锐利。

“据皇城司所探，近日市舶司暗组销往北地的瓷器、绸缎，纹样喜好确与往年不同。

妾命人查阅些许辽人笔记，其贵族审美，似更尚雄浑野趣，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