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这些数据与前者相比较，更为可信。隋文帝恢复和扶植佛教，除看到佛教的政治御用功效外，另有意图。佛教经南北朝的兴盛，在北方各地已深入民间，社会力量雄厚，北周武帝废佛后，大批信佛者心怀不满，不少教徒隐匿山林，是一种不安定的社会因素。正如宋人宋敏所说："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②文帝给教徒以合法身份，大兴佛事，旨在收取民意，以利四方安定。

　　隋文帝佛道并重，对道教也大力提倡。隋文帝准备起兵灭周时，著名道士焦子顺向他密告受命之符，并占星问吉，帮助他夺取政权。文帝即位后，尊焦子顺为天师，经常与其商议军政要事，并在皇宫附近修建五通观，供天师修道。文帝定年号"开皇"，就是取道经中天地开劫的名称。开皇年间大修道观，广度道士，使道士和宫观的数量都有一定的发展。他曾说："朕服膺道化，念好清净，募释氏不二之门，贵老庄得一之义。"

　　在兴佛扶道的同时，隋文帝更积极致力于传统儒学的复兴，用以网罗天下儒士，巩固皇权。或者说，隋代的佛道同兴政策，是在尊崇儒学的前提下进行的。开皇十一年（公元591　年），文帝下诏称："朕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③内圣外王乃儒学之根本，文帝以"人王"的身份复兴佛教，意在使教徒树立皇权至上的观念，忠实地执行"为国行道"的儒家忠君思想。文帝在给天台宗创始者智f　的一封敕书中再次申述了这一思想，要这位佛教界领袖"宜相劝励，以同朕心"。④总之，隋文帝试图建立以儒家皇权思想为核心，以佛道辅之，儒、释、道三教并重的宗教政策。他宣

　　①　《广弘明集》卷十九《舍利感应记》。

　　②　《辩正论》卷三。

　　③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

　　①　《释迦方志》卷下。

　　②　《长安志》卷七。

　　③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④　《国清百录》卷二。

　　称："门下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①可以说，李士谦的三教鼎立说和王通的三教合一说是对隋朝三教并重政策的具体解释。李士谦认为，三教的关系犹如"三光在天，缺一不可"；②王通认为，三教都有益于封建统治，故待"皇极之主"，以"共叙九畴"。③这种主张，逐步成为隋唐统治者处理三教关系的主流。文帝在后期沉湎于佛教，对道教却略有戒心，开皇十三年（公元593　年）曾下令禁止私家暗藏纬侯图谶，对儒学更是不感兴趣。但从文帝执政时期的总体而言，调和三教仍为主流。

　　隋炀帝虽以残暴荒淫著称于史，但对佛道也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隋平陈时，杨广尚未称帝，时作晋王，请智f　为己授菩萨戒，尊智f　为"智者"。称帝后曾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592　年，智f　请杨广作庐山东林、峰顶两寺的施主，杨广应允。平陈之后，杨广于扬州修补故经，并缮写新经，合612　藏，29173　部，903580　卷；修治故像101000　躯，重铸新像3850　躯；度僧尼16200　人。隋炀帝即位后，对道教同样支持，他曾拜茅山道士王远知为师。史载，炀帝外出巡游，陪同左右的四班人马即是和尚、尼姑、道士、道姑，人称"四道场"。在他崇尚佛道的同时，也对二教严加控制，使其绝对服从皇权的需要。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他下令沙门致敬王者，又于大业五年（公元609　年）令无德的僧尼还俗，寺院按照僧尼的数量保留，其余一概拆毁。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隋炀帝下令禁止图谶，与谶纬有关的书一律烧毁，私藏禁书，被查出后处于极刑。继而又在东都洛阳置道术坊，将所有懂得五行占候卜筮医药的人，聚居坊中，朝廷派官检查，不许随便出入。道术坊中有佛教徒，但更多的却是道教徒。炀帝与文帝一样，要求宗教对王权负责，为名教效劳。他曾对智f　说："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用治国"①，即必须把名教置于佛法之上，维护国家的封建君臣秩序，其实就是说儒家的王权思想有至高无尚的地位，佛道绝对不可动摇这个核心。

　　隋朝由于佛道两教事务增加，正式设立了管理机构。开皇十二年（公元592　年）设鸿胪寺，内设典客、司仪和崇元三署，由崇元署掌管佛道教事。这一管理体制对后代宗教管理机构的设置有很大影响。

　　另外，隋朝的制度规定，国子寺每年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儒家先圣先师，州郡学则以春秋二仲月祀。这种祭祀儒家先圣的现象，虽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性质，但也表现为儒学宗教化的一种倾向。

　　唐时将儒家经典分为三等，《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仪礼》、《周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唐太宗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为由，敕令大儒士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成书后共180　卷，名为《五经正义》。又令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撰成《五经定本》。《定本》由唐太宗颁行，令习者以此为准，此后儒经文字完全统一，革除了因文字不同而解释各异的弊端。《正义》由唐高宗颁行天下，此后以科举为出路的士人，诵习儒经必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