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都有关于食疗的著述。到了唐代，饮食疗法成为了一种专门学问，在众多的食疗本草著作中，以孟诜的《食疗本草》最为著名。孟诜（公元621-713年），汝州梁县（今河南临汝）人。少时好学，曾师事于孙思邈，长于食疗和养生，他在唐以前饮食疗法的基础上，搜集当时有补益作用的药物，参考有关文献，编成《补养方》138　条，后经其徒张鼎增补89　条，共227　条，成书3　卷，易名为《食疗本草》。该书早已亡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英人斯坦因在敦煌发现其残卷，记载药物26　条，使该书又重见于世。《食疗本草》的出现，把我国古代的饮食疗法又向前推进一步。

　　（四）病源症候学的成就由于长期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这一时期对疾病的认识，不论在广度和深度上，比前代都有很大进步。其突出表现在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著作中。

　　巢元方，约生于公元6　世纪后半期。隋大业中（公元605-616　年）曾任太医博士，在此期间，主持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病因学的专著《诸病源候论》。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该书5　卷，吴景贤撰，《旧唐书·经籍志》则记载为50　卷。《宋书·艺文志》记载该书为50　卷，只有巢元方而无吴氏。据后人考证，应为50　卷，由巢元方、吴景贤主持集体编写。

　　《诸病源候论》，通常简称为《巢氏病源》，成书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全书分为67　门，1720　论。其主要内容是论述各科疾病的病因、病机和病变等。对于治疗方法，或者原则提一下，或者根本不谈。"但论病源，不载方药"（《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子部·医家类》）。据书中自言是因为"汤熨针石，别有正方"。也就是有其它方书记载，用不着重复列举。但在叙述每一种疾病后面，大都附有"补养宣导"的具体方法，可见对"补养宣导"的重视。

　　该书全面总结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医疗经验和成就，内容十分广泛和丰富，尤其在病因学方面能突破前人的见解，提出许多新的论点，把对病源症候学的探讨和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祖国的医学作出宝贵的贡献。

　　该书突出的成就，一是对各科疾病的症候作了广泛、详细而准确的记载。全书详细地记载了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各科在内的1300　多种疾病的症候。其中内科占了绝大多数。其它各科如眼科病38　种，妇科140多种，皮肤科40　多种，外科仅金创一类就有23　种。而且对每类疾病也有详细的记载，如关于风病类就达59　种，虚劳类达75　种。如此丰富和详尽是前所未有的。在描写的准确度方面，也比过去有较大进步。如对每种疾病的症候，从发生到演变过程都有比较准确的描述，使我们一看就能够大致确定它是什么病。如描写中风："风邪之气，若先中于阴，病发于五脏者，其状奄忽不知人，喉里噫噫然有声，舌强不能言。"描写伤寒斑疮："热毒乘虚，出于皮肤，所以发斑疮隐轸如锦纹，重者，喉口身体皆成疮也。"描写瘫痪："其状半身不随，肌肉偏枯，言不变，智不乱。""遍客于身一边，其状或不知痛处，或缓纵。"等等。以上这些描述，如果没有丰富的临床实践，是难于办到的。二是对各种病源的认识，具有相当高的水平。该书对各种疾病症候，大都根据《内经》的基本理论，从病因、病机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解释。如对"时气食复候"的解释，"夫病新瘥（chài，久病初愈）者，脾胃尚虚，谷气未复，若即食肥肉鱼脍，饼饵枣栗之属，则未能消化，停积在于肠胃，使胀满结实，因更发热，复为病者，名曰食复收。"又如对"虚劳咳嗽"的解释："虚劳而咳嗽者，脏腑气衰，邪伤于肺故也，久不已，令人胸背微痛，或惊悸烦满，或喘息上气，或咳逆唾血，此皆脏腑之咳也。"等等。通过作者的阐发，使《内经》的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对形成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对指导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作用。三是本书对疾病的分类较之以前更为科学，除按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分类外，在内科疾病中，首先把属于全身性的大病列在最前面，如风病、虚劳病、热性病，包括伤寒、温病、热病、时气病等，其次再根据症候特征，脏腑系统，把其它疾病分门别类的叙述，如把消渴、脚气、黄疸等作为独立疾病，专章论述；把脾胃病、呕哕病、食不消等病列在一起。特别是把妇科疾病分为杂病、妊娠病、将产病、难产病、产后病等五类，是一种值得注意的见解。

　　另外，该书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描述，如"妊娠欲去胎候"，"此谓妊娠之人羸瘦，或挟疾病，既不能养胎，兼害妊妇，故去之。"还有"金疮肠断候"、"拔齿损候"等，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当时已能进行人工流产、做肠吻合和拔齿等手术，但是它们的具体方法没有流传下来，使我们不能了解当时的外科手术水平达到怎样一个程度。

　　总之，《诸病源候论》是我国古代继《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之后，一部极有价值的巨著。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医学理论在隋代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对后代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