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她们不住那间宿舍似的主船舱。

　　我也在主船舱被分派了床铺，尽管只在船上过一夜，床长六英尺半，宽三英尺，薄薄的床垫子距离上铺的床板不超过三十英寸。我床边的墙壁是一面书架，主舱的所有墙壁几乎都是书架。这是一群热爱读书、经常读书的船员，既反映了他们良好的教养，也反映了他们所过的寂寞的生活。

　　船上的大副，海顿，是一个来自新泽西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他大约二十岁上下，有着浅黄色的头发与修长的双腿，身体强壮，轻车熟路地执行着船长的指令。有时候，他看起来似乎充当着约翰逊船长与做水手的有钱孩子之间的翻译，当然，那些“孩子”有的已二十八九、三十出头了。这些富裕的船员包括一名医生，一名摄影师，一位无线电专家，还有一个懂得船的内燃发动机原理的家伙。即便如此，海顿还是受到了全体船员的尊敬与服从。

　　这个年轻人态度严肃，偶尔也会微笑，对约翰逊忠心耿耿。想到明天即将发生的事情，我决定找个机会直接同海顿谈一谈他将要参与的行动。

　　晚餐吃的是海龟肉，晚餐之后，船员们聚集在甲板上，欣赏天边的落日。海水变成了耀眼的红色，水波荡漾，溢彩流光，似乎水底世界正在放着焰火。这些倚着栏杆的娇纵、冷峻的水手脸上露出孩子似的神情，既动人又有一丝伤感。生活已没有如此单纯了，现在是经济萧条时代，战争的脚步又已临近，他们在逃避，在躲藏，躲藏在空旷的自然界当中，谁能因此而责备他们呢？

　　贝特塞，那个来自纽约的金发女郎，在我们观赏落日时，悄悄走到我的身边。她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清新的香皂味道，让我想起了过去的玛戈。她的头发是由千百个小卷组成的，像她那蓝色的眼睛、苹果般的面颊与淡淡地涂了一层口红的嘴唇那么可爱。

　　“每个人都说你是一个神秘的政府机构的代表。”

　　“每个人都说对了，”我说，“尤其是神秘这一部分。”

　　“太糟了……”

　　“神秘？”

　　“你只在‘美国人’上待一夜，夜并不长。”

　　“是的，这有什么遗憾？”

　　她咬住了嘴唇，“……想同我到楼下坐一坐吗？”

　　她握住了我的手，领着我走过甲板，沿着升降口的扶梯爬下去，来到主舱室。我同她在桌子前面坐下，这一举动至少引来六个有钱的水手男孩妒忌的目光。我们谈了一些我在芝加哥的生活与她对纽约的厌倦，她说她还厌倦她所上的全部是女生的学校。在桌子底下，她用腿摩擦着我的腿。

　　弹过了吉它，唱过了民谣，八点钟左右船员们回舱中休息了。贝特塞挥了挥手，微微一笑，同挑乐丝一起回房舱了，还不停地咯咯笑。

　　我在自己的铺位上躺了一个多小时，在头脑里整理着米勒提供给我的信息，他就仿佛一名戏子演完了他的戏，想到此处，我的胃里感觉到似乎有蝴蝶在飞舞，这不是晕船的关系。九点过点儿，我从床铺上爬下来，攀上了甲板，海风变冷了，海面上漂浮着一层薄雾。我知道海顿那个孩子就站在那里瞭望，这也许是我同他单独交谈的绝好机会。

　　那个年轻人伸展着四肢躺在一只救生艇里，绳索是他的床。他的双手叠在一起枕在脑后，手肘像机翼一样舒展着。他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双腿长而有力；他正睁大着眼睛，满怀期待地凝视着星光灿烂的夜空。

　　“你总是躺着瞭望吗？”我问他。

　　“黑勒先生，”他说着坐了起来，声音是悦耳的男中音，“有什么问题吗，先生？”

　　“没有，只是来看看你是否想找个人做伴儿，八点钟入寝对一个芝加哥男孩来说太早了些。”

　　他从救生艇上跳下来，光着的双脚轻轻地落到地上，他的一举一动都尽可能地轻，为了不把甲板下面熟睡的人吵醒。

　　“想喝点咖啡吗？我在船长室里准备了一壶。”

　　很快，我们坐在甲板的条凳上，用铝罐喝着咖啡，眺望着无云的夜空里闪闪发亮的群星。夜空澄澈如水，镰刀似的弯月是一抹淡黄。这一切都不像是真的，而像是好莱坞夜总会里人造的布景。

　　“船长说你是一位真正的水手，”我对这个孩子说，“我理解为你不用花费三千美金来换取环球航海的乐趣。”

　　“如果我有三千美金，”他说，“我就会自己买条船。是的，我领工钱，每月一百美元。约翰逊根本不想付钱给我，你知道，他说环球航行的经验抵得上任何报酬，但我同他讨价还价。”

　　他一口气把话说完，根本不事先在头脑里斟字酌句，随着最后一个句子的结束，他吐出一口气，似乎他要把那些句子先说出来，然后再反省它们的含义。

　　“是的，你的确在这件事上让他屈服了。”我说。

　　他用平静的目光注视着我，微笑变成了嘲笑，这在他这种年纪是少见的，“生活的吸引力不是金钱，黑勒先生，是它的极度简单。”

　　“你的船长在与那些被宠坏的孩子们分享这种简单生活的同时，还赚了大笔的钱。”

　　“有钱的浪荡子，我这样称呼他们。你看，这可能就是我注定要当个大副，而不能成为船长的原因。约翰逊不只同船打交道，还同陆地打交道——筹资，讲演，为《地理》杂志拍照片。他很实际，我很浪漫；他有忍耐力，而我多半时间想把那些有钱的宝贝们扔进海里去。”

　　“他们喜欢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