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是他写这本书的动机，沮授的否定让他大为不满。

我却暗暗拍手，不愧是一个具备战略眼光的人，早已看出天下大乱即将来临。一个社会越是道德沦丧，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就越发强调道德，这是一个基本的社会规律。

中国的文化包括两部分，即中国人的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中国道德也分为两部分，即应然道德和实然道德。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中的精英文化和应然道德，只是“中国文化”的边缘部分，它其实不是实际存在的文化现实。

大全部中国人都生活在正与儒家道德训戒相对立的实际道德生活里，这种实际存在的道德状态和平民文化才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是中国文化的真相，这也是可怜的仁义道德的待遇。

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当权者可以大力倡导反腐倡廉，但是他的孩子就可以拿着别国的护照，躺在别国的沙滩上晒太阳。巨贪们做起反腐报告来，可以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但他背后贪污起来，却令人瞠目结舌。而这一切就是因为，巨贪所倡导的道德，只是一种应然道德，大家应该如此行事，至于巨贪自己，实际上是否照此行事，那还得看另一套道德标准――实然道德标准才是他们实际上的道德准则。这或许就是号召学雷锋的人，喜欢在别人奉献后，自己索取的原因。

很多汉学家在中国都遇到了这种矛盾：为什么这个礼仪之邦，竟有如此之多的百姓如此麻木不仁和道德沦丧？其实这是他们片面迷信儒学教条的必然结果。

当然，儒家思想体系堪称博大精深，不能否认，数千年来它对国家的团结稳定、民族的和谐相处、为人的道德修养都起着正面作用。

但是，依照“人定强制秩序”的儒学对待社会的态度，在乱世中只讲求以德治国，那只会加重灾难。

不过，管宁是我的属下，我不能让他受窘，况且这个话题一开，又不知争论到什么时候，也许争论个两千年不成问题，我却等不了这么漫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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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沮授夜奔

看着他们在这个话题上争论不休，我迅速打断他们，悠然的插话说：“备在涿县楼桑村居住，在我家门前，有一棵大桑树，不知栽于何年何代，也不知何人所栽。想当初，先人种下此树时，此树还乘不得荫凉。悠悠岁月过去，小树长成了参天大树。炎炎夏日，村民们可以聚集在树下乘凉。每当此时，我常想，先人种此树时，未曾想及后人是否因此缅怀前人的功绩。”

说完这句话，我环顾四周，众人问听此言，都露出茫然的神情，不知道德与我家门前大桑树有何关系。

我接着说下去：“用道德戒律来教化苍生，是千秋万代的大事。人岂能无德，无德之人与禽兽何异。但要想让一个人自觉自愿的以道德戒律作为人生准则，我看至少需要用三代人的时间来教化。值此乱世来临之际，我们岂能因为看不到道德教化的结果就放弃不做，我们岂能因自己乘不上荫凉就不种下那棵小树。”

目视着沮授田丰，我坚定的说：“幼安本意，就是想为后人种下这棵小树，让后人千秋万代得享其荫，至于现在讲求道德教化是否合乎时宜，甚至我们能否看到我们种下的树结出的果实，都不在我们的考虑之中。”

我站起身，挥舞着拳头说：“幼安之意，是想广寻四方志士，征求各位意见，建立一套道德体系，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播下这颗种子，让我们的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有具体的行为准则，让它像亘古不变的日月星辰一样，流传百世千代。诸位都是各方大贤，这种事情诸位不做，谁来做？”

听闻此话，在坐各位立即兴奋起来，是啊，流传百世千代啊，文人好名，这样名传千古的事情岂能放过，于是他们纷纷上前提出各种建议。

管宁则在我身旁，目光闪亮的说：“知我者，主公也”。

我暗暗想：借着这本书，我大可施加自己的影响，将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生永远”的观念灌输给公众。让人们知道，凡事成三，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以此来确立三权分立的思想基础。

可惜的是，道家的后来者在“一生二”上就止步了，由此衍生出的阴阳学说大盛其势，阴阳学说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一部划时代的思想巨著，但它也派生出限制人们思维的二极思维观念。

对于二极思维观念来说，什么事非对即错。这也与孔子所言‘二必其一’有很大关系。在他们眼中，世界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其中不存在第三状态。但事实上，第三状态反而是大多数人的状态，大多数老百姓不是恶人，当然也成不了圣人。

我要让他们知道，在对错之间还存在一种状态，那就是平常态。那就是即不危害社会，也不损害公众的平常状态。公众，有权以这种平常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二极思维观念形成的二元论显然也是抵制忏悔意识的，因为圣人认为自己绝对的善而自认为他不需要忏悔，即使“闯了祸”，也是“好心办坏事”。

同时，它完全否定“恶人”得救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对“恶人”只能“专政”。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在捍卫信念、坚持原则。但是，对于这些原则，别人可能完全不以为意。结果，思想上的争斗上升为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