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档案来看，情况完全不同。道光帝收到林则徐有上引内容的附片后，并未留下任何朱批、朱点、朱画，亦无上谕下发。而10月25日，京城发现庄亲王等吸食鸦片，给道光帝以很大刺激。11月8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的奏折，得知天津查获鸦片13万两，感到情势严重，遂于11月9日下令调林则徐进京（郦永庆：《有关禁烟运动的几点新认识》，《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至于道光帝为何选派林则徐负责禁烟，我将在第二章 中讨论。

　　[3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68页。

　　[32]　这位军官与1838年率舰队至广东的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同姓，不是同一人。

　　[33]　英方这份文件中有“可即以钦差大臣林如何凌辱英国官员暨商人等情节，照实陈明奏闻”一语（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页），可见琦善转奏马他仑之语，并非无来历。

　　[34]　陈胜粦先生的论文《林则徐在粤功罪是非辩》对此进行了很好的分析，见《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3—116页。

　　[35]　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226—227页。

　　[36]　《林则徐集·日记》第314页。

　　[37]　关于林则徐胪陈直隶水利的时间，众说不一，有称1837年即林请训即赴湖广总督任时，有称1838年即林请训即赴钦差大臣任时。我以为，1838年似更为可靠。大约正是此次的印象，道光帝于1839年专门让他议奏金应麟一折。《畿辅水利议》今存光绪刻本，而后一份奏折，见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第715—724页。

　　[38]　后来琦善也确实奏明，颇得道光帝的理解。见《清实录》第37册 ，中华书局，1986年，第1179页。

　　[39]　《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 ，第314页。

　　[40]　详见拙文：《1841年虎门之战研究》，《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

　　[41]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56、61页。

　　[4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69、70页。

　　[43]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70—71页。案，当时“香港”一词，并非全岛之称谓，仅指该岛西南一隅。义律用“一岛”之词，而将一隅扩大至全岛，又用“接收”一词，而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此中的一些细节，见本书第三章 第四节。

　　[44]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73页。

　　[4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736页。

　　[46]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 63.

　　[47]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75页。

　　[4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03—804页。

　　[49]　佐佐木正哉：《论所谓“穿鼻条约草案”》，中译本见《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胡思庸、郑永福：《穿鼻草约考略》，《光明日报》1983年2月2日；陈胜粦：《香港地区被迫割让与租借的历史真象》，《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等等。

　　[50]　《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第6卷 第3期（1931年10月）。

　　[51]　蒋廷黻先生的这篇论文，当时是否有现实方面的用意，也就是说，是否为宣传而作，今日已无法查证。但是，六年后，抗日战争爆发，蒋先生又著《中国近代史》一书，对琦善、林则徐的评价显然换了调。他虽然仍批评林，但已把林放到比琦更高的位置上，对琦则轻蔑地称为“不足责”。这又似乎表明了他对妥协和抵抗的新看法。

　　[52]　这里所说的批判，是指哲学意义上的，即批判中汲取。而这方面工作的典型事例，是姚薇元先生所著《鸦片战争史实考》的各个版本。这部初版于40年代至今仍有很高地位的著作，原本是对《道光洋艘征抚记》的批判，几经修订后，批判的锋芒减弱了，而仅剩下对一些问题的考证。1983年，姚先生又著《鸦片战争》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几乎看不到他昔年批判的锋芒了。

第1章 清朝的军事力量

　　尽管现代人已对战争下了数以百计的定义，但是，战争最基本的实质只是两支军事力量之间的对抗。

　　鸦片战争是清军与英军的军事对抗，要判断清王朝能否获胜，首先就得考察清王朝的军事力量，并参照英国远征军的力量，进行评估。

　　一　武器装备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鸦片战争时期中英武器装备各自的水平，那就是，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

　　至于清军使用的冷兵器，即刀矛弓箭之类，名目繁多，记不胜记。好在这类兵器具有直观性，其使用方法及效能，也为一般读者详悉。这里重点放在清军使用的火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