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清朝财政支出制度化的要求，也减少了官员从中舞弊的机会，但却窒息了新武器的研制和新技术的运用。

　　在这种制度下，新武器的研制在一开始就以不合规定而被拒绝，新技术、新工艺又因不合规定而被排斥，最后又用权威的价格将一切新因素封杀出局——不合规定不准报销！长久的和平，使清朝统治者们忘记了未来战争的大课题，他们从未制定过长期的武器装备研制计划。

　　自康熙朝开始，中国的物价、工价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这种管理体制却使兵器制造经费固定化。此后虽有一些价格调整，但上涨的幅度赶不上各地物价、工价的实际水平，有时甚至出现下降的势头。如火药，雍正朝为每斤银2.6分，嘉庆朝每斤银2.1分。这就使得兵器制造者不仅无利可图，反而时常可能亏损。当然，这已不敷足的工价、料价中，还得包括那个时代猖獗的承办官员的层层克扣和验收弁兵的种种勒索。[30]

　　规定价格与实际造价的背离，并不会改变追求利润的经济规律。任何一位制造者，从本能上就绝不会做亏本生意。为了防止赔累，偷工减料就成了必然之途。为了能够偷工减料，贿赂验收官弁又成了公开的秘密。当时的名士魏源曾指出：

　　中国之官炮，之官船，其工匠与监造之员，惟知畏累而省费，炮则并渣滓废铁入炉，安得不震裂？船则脆薄腐朽不中程，不足遇风涛，安能遇敌寇？

　　官设水师米艇，每艘官价四千，已仅洋艘五分之一。层层扣蚀，到工又不及一半。[31]

　　如果说魏源的言论过于空泛，让我们来看一实例。1835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为改善虎门防御态势而新制大炮40位，结果在试放过程中炸裂10位，炸死兵丁1名，炸伤1名，另有5位火炮还有其他问题。关天培检查炸裂的火炮，发现“碎铁渣滓过多，膛内高低不平，更多孔眼”，其中有一空洞，“内可贮水四碗”！[32]

　　在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各国始终把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放在最优先发展的地位。正如一位西方人，1836年8月在《中国丛报》的一篇评论清朝军事力量的长文中，一开头就提出的那样，“今天，作为评价各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的标准，最正确的大概是：每个社会在‘杀人技术’上的精湛程度，互相毁灭的武器的完善程度和种类多少，以及运用它们的熟练程度。”[33]然而，依旧沉浸在“天朝”之井中的清朝统治者们，似乎还不知这些。他们的种种做法，使得清朝的武器装备尚未达到当时社会的技术和工艺已经达到的水平。

　　二　兵力与编制

　　武器装备有着物化的形态，其优劣易于察觉，因此，不同的人们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处于兵器上的劣势。可是，也有许多论者又不约而同地指出：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处于兵力上的优势。

　　就简单的数字来看，这是事实。

　　当时清朝有八旗兵约20万，绿营兵约60万，总兵力达80万。这是当时世界上一支最庞大的常备军。

　　英国的兵力要小得多，正规军约14万，加上担负内卫任务的国民军6万，总兵力仅20万。与清军相比，大约是1:4。

　　中英两国远隔万里，英军自然不能全数派往中国。鸦片战争初期，英国远征军的总兵力，以海陆军合并计算，大约是7000人。与清军相比，大约是1:110。后英国远征军的兵力不断增加，至战争结束时，大约有2万人。与清军相比，大约是1:40。

　　人们从这些数字中会很自然地得出结论：兵器上处于劣势的清朝，可以通过其在兵力上的优势来弥补缺陷，再加上本土作战，清军以众击寡，以逸待劳，具有某些明显的有利因素。

　　然而，上述结论仅仅是理论上的正确，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从此后各章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总兵力占优势的清军，在各次战斗中并不具有很大的优势，有时反处于劣势；在本土作战的清军，并不是总能以逸待劳，有时反疲于奔命。

　　这是为什么呢？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清军的编制。

　　清朝的军队分为八旗和绿营两大系统。其中八旗又可分为京营和驻防两部分。京营共约10万人，驻扎于北京及其附近地区。驻防亦约10万人，分四类而散布全国：一、保卫龙兴之地，驻于黑龙江、吉林、盛京（约今辽宁）三将军辖地；二、监视北方的蒙古族，保卫京师，辖于察哈尔、热河两都统，密云、山海关两副都统；三、戍卫西北边疆地区，守于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哈朗特）、科布多（今蒙古国吉尔格朗图）、绥远城（今呼和浩特）、伊犁（今新疆霍城县境内）、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今喀什）等地；四、也是最重要的，监视内地各行省，领有广州、福州、杭州、江宁（今南京）、荆州、成都、西安、宁夏六将军及京口（今镇江）、乍浦、青州（今山东益都）、凉州（今甘肃武威）四副都统。

　　清军的主体是绿营。除京师巡捕5营共1万人外，大多部署于各行省。一省的绿营体制为：

　　由此可见，除总督、巡抚自率的各标外，一省军事体制分提、镇、协、营四级，以营为基本单位。[34]

　　清军在编制上的弊陋，主要表现在营以下。绿营中的营，没有固定的编制，而是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