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节如何，英方送信任务没有完成。根据巴麦尊的训令，这份文件一式三份，投递地点应是：1．广州；2.甬江口、长江口、黄河口中的一处；3．天津。[16]义律不愿在广州投递，以免在林则徐的面前显得姿态低下，[17]遂改为厦门。布朗底号投书失败后，于7月3日离开厦门，7月7日到达舟山。

　　1840年7月11日，懿律和义律再派一舰前往镇海，投递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的副本。据英方的记录，英军军官搭乘小船靠岸，获准登陆，也递交了文件。但在第二天早晨该文件又被退回，清朝官员声称不敢将此件上呈。英方估计，该文件已被抄录并上报朝廷。他们还注意到，镇海的“满大人们”（mandarins）没有称他们为“夷人”（barbarians）而呼之“贵国”（honourable nation）。[18]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对此事说法不尽相同，谓英军在海上扣住鄞县一商船，逼令船主代递“其国伪相书”，要求转达廷臣。乌氏认为，英国居心叵测，“即将原书掷还”。[19]且不论此事的经过何说为真，就巴麦尊文书尚未到达清廷的结局而言，英方此行仍未达到目的。

　　此后，江苏官员又奏称，9月9日，英军在长江口截住一艘从广东开来的商船，逼迫船主转交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的副本给江南提督陈化成。[20]我没有查到相应的英方记录。但此事至此已无关紧要，巴麦尊的信件已在天津由琦善进呈中枢了。

　　英军将投书行动一再受挫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清军不了解“休战白旗”的意义；此外，语言障碍也增加了其中的困难。但是，真正的原因并非如此。根据“天朝”对外体制，除广东外，各地官员未经许可不得收受外国文书，即所谓“人臣无外交”；对于转呈皇帝的外国文书，若有违悖字样，亦不得上送而亵渎圣明，不然将以“大不敬”论处。福建、浙江官员如此做，并非是其个人的决定，而是体制的限制。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会看到，“天朝”这种自我封闭信息的限定，对清廷了解、判断“夷”情，及时作出决策，带来了什么困难。

　　有论者据《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书，称英军大举北犯时，曾派舰5艘往攻厦门，因邓廷桢事先有备而不克，遂攻定海。

　　此一说法并不真实。前面已经提到，英方派往厦门的英舰，属第二批北上的部队，与进攻定海的第一批部队无涉，而第二批北上的舰队，只有军舰3艘（麦尔威厘号、布朗底号、卑拉底士号）、轮船2艘和运输船4艘，不可能抽出军舰5艘攻厦门。[21]《道光洋艘征抚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