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伯焘到任至开战，将近有半年的时间，他比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等人要从容得多。

　　就后者而言，与苛俭的道光帝相反，颜伯焘是个花钱能手，用起银子来如同流水一般。

　　1840年初邓廷桢出任闽浙总督时，为加强沿海巡缉，捉拿鸦片走私犯，动用泉州、漳州库银1.5万两。鸦片战争开始后，调派防兵、修筑工事，在在需要经费。邓廷桢于1840年7月小心翼翼地上奏道光帝，请求在福建藩库中借银10万两以充军费，将来从福建官员的养廉银中分年扣还。道光帝批准了此项军费，并大方地允准“作正开销”，将来不必扣还。[31]

　　可过了没多久，这10万两银子耗尽，邓廷桢不得不于1840年9月再次出奏，请款15万两。当这份奏折送至北京时，正遇英军从天津南下，局势缓和，道光帝命令各省撤防，又碰上道光帝此时对邓廷桢一肚子气，上谕中大骂了一顿，没有批准。[32]

　　到了1841年1月，福建巡抚署理闽浙总督吴文镕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他虽已动用了漳州、泉州库银6万两，但杯水难救车薪。于是，他硬着头皮上奏，请求动用福建藩库银20万两，动拨邻近省份银20万两。此时正值道光帝一意主“剿”，吴文镕的请求得到了批准。[33]

　　至此，福建军费银达50万两。[34]

　　颜伯焘绝不如此小家子气。

　　他上任未久，便奏请户部拨银，狮子开大口，一要就是100万。连同先前的数字，福建的军费银达到150万两。更为出格的是，他不顾清朝以往的成规，要求增加防兵的盐菜口粮银。抠门的道光帝恐福建创例，广东、浙江会援引，便让其“核减节省”。[35]可颜伯焘居然不买账，仍坚持己见，结果由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在他的要求上打了个折扣，才算了事。[36]颜伯焘由此而动肝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顾原先的户部、兵部、工部《钦定军需则例》，自己制定了一部《军需章程》，共计有40条之多，对粮饷、工价、料费、运费等项另订标准。[37]遵旨议复的军机大臣们对颜氏此举甚为不满，复奏时捎带讥议。[38]道光帝见此，在上谕中对颜伯焘发出警告，要他“力加撙节”。[39]可过了没有多久，150万两银子将罄，新任福建巡抚刘鸿翱根据颜伯焘的指示，在厦门失守后的第7天，上奏请求再拨军费银300万两！[40]

　　这么多的银子堆上去，厦门的防御工程理应有较大的起色。有时间、能花钱，颜伯焘的实绩出众，实属他的机遇较他人为优。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些银子是否真花于实际，却是大有疑问。历来的军务、河工、赈灾，都是经手官员中饱私囊的渊薮。而颜伯焘于此嫌疑最大。

　　1842年初，颜伯焘免职还乡。时任汀漳龙道的张集馨，详细记录了他路过漳州的情况：

　　前帅回粤，道经漳城。二月杪，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余与英镇迎至十里东郊，大雨如注。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41]（重点为引者所标）

　　颜伯焘于1841年2月到任，次年1月免职。在这仅仅的一年中，辎重就有如此许多（其中亦包括包揽客商货物，动用驿站车马人伕而赚钱等情事），真可谓搜刮有道无度。其中果无取之海防银两者耶？

　　不过，还应说明，在当时的政治操作中，“贪官”与“忠臣”并不矛盾。颜伯焘的这种贪婪，并不妨碍他对清王朝的忠诚。

　　尽管颜伯焘全力倾注于厦门的防务，但目光又时时扫瞄广东，留心于那里的“夷情”变化。

　　1841年6月奕山讳败言胜的捏谎奏折，激起了这位意气凛然的疆臣的义愤。他于7月14日上奏披露真相，随奏不仅附呈了王庭兰致曾望颜信函、广东人民誓词2件、英方文示5件（可谓铁证如山）；而且还密片保荐裕谦、林则徐“可当广东之任”。[42]可是，他的忠烈之举不仅没有获得半年前怡良弹劾琦善的效果，反于8月13日收到道光帝因广东军务大定而命福建酌撤防兵的谕令。[43]

　　颜伯焘手中握有真情，面对撤兵圣旨，仍不惜于另作手脚。他压了10多天后，于8月25日复奏称：他已下令福建各地官员“履勘”（一），等各处禀报到齐后（二），再据“广东情形略有定局”（三），由他“酌议”（四），再“请旨”（五）。[44]如此繁杂的五步程序，到头来还是一兵未撤，只是上报了他准备撤减的兵额让道光帝确认。很显然，他的目的是拖延时间，让时间来证明他的正确。

　　就在颜伯焘发折的当日晚上，璞鼎查率领的英军舰队果然开到厦门口外。

　　英军再犯厦门，本在颜伯焘的意料之中。他并不为此而惧，反觉有机会立功疆场。对于厦门的防务，他极度自信，虽说外围岛链防御尚未部署完毕，但厦门岛一带却已固若金汤。他曾经在一奏折中得意洋洋地宣称：“若该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击，使其片板不留，一人不活，以申天讨而快人心。”[45]局势已经是火烧屁股，颜伯焘仍浑然不觉。他的这种自信，是因为他坐在无知于近代军事技术和战术的愚昧的厚垫上。

　　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有时甚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