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在9月底方能成行。耆英的如意算盘是，先拖过9月，等中国海东南季风结束，北风司令，那时“番舶不能逆行而上，则相机驾驭较易为力”。[122]

　　耆英自以为得计的第一招，实为上了第一个当。按照基佐训令，拉萼尼并无进京任务。很可能是顾盛向拉萼尼传授了他的经验。而曾久居澳门的传教士加略利（Joseph-Marie Callery），此时任使团翻译，对此进言：

　　最好不要明讲你是否有进京的意图和命令；如果耆英提出这个问题，你最好尽可能回避。

　　如果出现僵局，你就对耆英说：“既然你不答应我这如此合乎情理的要求，我就去北京请求皇帝，皇帝肯定不会拒绝我的要求。”[123]

　　因此，拉萼尼等人始终在进京一事上晃现躲闪，成为要挟耆英的第一个筹码。

　　1844年9月29日，耆英、黄恩彤一行抵达澳门。10月1日和3日，耆英、拉萼尼互作礼节性拜访。10月5日和6日，双方进行两轮政治性会谈。

　　10月5日的会谈在拉萼尼的下榻处举行，拉萼尼大谈法中友谊。6日的会谈在耆英的寓所进行，耆英大谈中法友谊。在这些美丽的辞藻之下，拉萼尼提出了“善意”的建议：一、中国派使节赴巴黎，亦批准法使驻北京，两国常通消息，可以互相帮助。二、英国占据香港，对清朝造成威胁，清朝可将虎门割给法国，代为防守，以御英人，一切费用由法国自筹。三、准许法国传教士前往北京“当差”，如以前西洋人主掌天文之事。四、清朝派人前往法国学习船炮水战之法，以将来对抗英人。拉萼尼的这些提议，不见于基佐的训令。

　　耆英等人对拉萼尼的提议，除割让虎门外，并不陌生。以前来华的士思利、真盛意都有类似的说辞。耆英、黄恩彤也展示了外交“手段”，在中法三百年友谊史的高调下，忽以“定制不符”为由，婉而拒绝。拉萼尼的本意非在于此，对耆、黄的拒词毫不在意，反在口头上宣布，他将不再要求进京觐见。这么一来，耆英已经获得巨大“胜利”。黄恩彤在其回忆录中自豪地写道：“拉使（拉萼尼）之技穷矣。”[124]

　　双方的条约谈判始于10月7日。法方以参赞斐列勒（Th??e ophile de Ferrière Le Vayer）侯爵为首，清方以广东布政使黄恩彤为首。由于谈判前耆英已将虎门条约、望厦条约的副本交给法方，以资参考，条约谈判进行得异常顺利。

　　据拉萼尼的报告，条约主要条款都顺利获得通过，“没有出现任何争议和分岐”，仅在法王路易—腓力普的称谓上有过冲突。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