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北京城觐见道光帝是最危险的；而他们认定最安全的弛禁，却在半个世纪后使道光帝的儿媳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在日暮的昏暗中，坐着马车，仓惶逃出了北京城。

　　尽管我们可以认定，主持中英虎门条约及附件、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以及审议、批准这些条约的军机大臣、各部堂官乃至道光帝，都没有认识到这些条约会给中国权益造成何等的损害；但是，若不是英国挟战后之威武，清朝自忖难以应付，若不是美国、法国开来了战舰，并表露出不惜动武的种种威吓，清朝是不会签订这些条约的。因此，今天的人们，称这些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这一结论并不为错。

　　但是，这一结论又实在不能成为替“天朝”辩护的理由，我们可以看三个例子：

　　一、中英虎门条约签订后，耆英不仅向美、法两大强国宣布“皇恩”，而且同时让啿啵国（很可能是汉堡）、荷兰商人享有与英国同等的权利，并准备让即将来华的吕宋（西班牙）等国商人享有此种权利。[141]在实际操作中，英、法、美三大国在条约中获取的权利，一切西方国家来华商人，后来都可“一体均沾”。

　　二、1844年底，比利时驻马尼拉总领事兰瓦（J. Lannoy）听从拉萼尼的建议，未得国内授权，来华谋取最惠国待遇，拉萼尼为此还给耆英写了一封“介绍信”。耆英由此请旨获准，于1845年7月25日，致送一道正式公文给兰瓦，传达上谕，“将五口通商章程一体颁发”，以广圣主宽大之仁。我们虽不知道兰瓦获得的是哪国“五口通商章程”，但准许照现行各条约办理是确定无疑的。[142]不久后，丹麦派领事来华，为“安分贸易”，耆英又请旨颁给“五口通商章程”，道光帝仍予以批准。[143]

　　三、1847年，瑞典和挪威（是时两国结成联盟）派公使李利华（Carl Fredrik Liljevalch）来华，要求按英、美、法三国条约“议定通商条约”，耆英见其送来的条约草案，完全抄袭中美望厦条约（仅将国名变更），便“允其照缮约册，盖用钦差大臣关防”。由此，这两个北欧小国也获得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军舰自由出入通商口岸的条约权利。道光帝接到耆英的报告，朱批：“所办甚是。”[144]

　　从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欧洲众多中小国家又如何不动枪炮轻易攫取不平等权益，“天朝”中的人们又如何看待和对待令我们今天痛心疾首的不平等权益！

　　时光过去了许多年。

　　1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