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sitory, vol. 11, pp. 682-685；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2, p. 156; 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p. 203;姚莹：《东溟奏稿》卷2、卷3；《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656—657页；第7册，第104—105页）。1842年5月14日，道光帝因浙江战败，下旨：对安妮号上的英俘“取供之后，除逆夷头目暂行禁锢候旨办理外，其余各逆夷与上年所获一百三十余名，均著即行正法，以纾积忿而快人心”（《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262页）。由此，当战后英军索要战俘时，仅剩下了11人（同上书，第6册，第376页）。

　　[36]　后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在京审讯后，均于1843年10月18日释放。道光帝在谕旨中称：“达洪阿等原奏，仅据所属文武士民禀报，并未亲加访查核实，率行入奏，本有应得之罪。姑念其在台有年，于该处南北匪徒屡次滋扰，均能迅速蒇事，不烦内地兵力，尚有微劳足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292—293页）此时，道光帝明显是在为其下旨杀俘事找借口了。

　　[3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636—638页；第7册，第162—166页；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25—232、239—241页。

　　[38]　这从道光帝谕旨中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刚刚收到南京条约时，极欲挽回利益，至派伊里布为钦差大臣时，调子有所变更，强调的是“要约切实，免致日后借口启衅”。而11月20日给耆英谕旨是“总期夷民相安，尽善无弊”。后经历了杀英俘、烧商馆的交涉后，道光帝的调子大变。1843年3月6日谕旨称：“其通商输税事宜粗定规模……该将军（伊里布）务当通盘筹划，持以公平，以顺夷情而裕课额。”4月6日谕旨称：“办理通商饷税章程，一切务臻妥善，以顺夷情，免致别生枝节。”7月9日谕旨称：“此事（指条约谈判）尤宜斟酌尽善，不致日久弊生，庶使华夷均可相安无事……总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