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书，于进见时，蒙谕及英夷，辄以用人不明，深自悔恨，至于握拳槌心。[17]

　　尽管悔恨至“握拳槌心”，但他只承认一条错误，“用人不明”。一年多后，邓廷桢由伊犁释放回京，道光帝召见时仍称“用错了人”（指用林则徐）。[18]基于这种检讨，他在战争中得到的教训仅仅是慎选良臣。耆英即是他此期发现的人才之一。

　　战争结束后，道光帝曾下令各省修筑海防工事，但因未有军事学上的检讨，各地竟然旧样复制，全无改进。奕山于1842年10月奏报广东仿造西式战舰一艘，并提议停造旧式师船，经费改用于建造西式战舰。道光帝颇为欣赏，命奕山将图样交闽、浙、苏三省官员参考。[19]然造西式战舰有材料、技术诸难，更有经费之艰，各地官员假词推托，他便不再追问。祁于1842年11月因仿造火轮船，“内地匠役往往不得其法”，提议从澳门雇觅“夷匠”。这可一下子触动了他的神经，宁可不要火轮船，也不能让这些危险的“夷匠”入境，连忙下旨阻止。[20]耆英于1843年进呈新式击发枪，道光帝爱不释手，但对耆英提出的仿造一事作朱批曰：“卿云仿造二字，朕知其必成望洋之叹也。”[21]本来战败的事实，最易使人从器物着眼，进行革新，从而产生波纹扩大式的变化，可就这一步都迈不出去，又遑论其他。

　　道光帝老了。战争结束那年他已60岁。连续执政20年，日夜辛劳，克勤克俭，衰老也比常人更早降至。万岁爷总不能万岁。就连臣子们都看出他精力不济，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便一味哄骗。他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样，希望天下平静，耳边安静，不再像从前那样细究静静水面下的湍湍暗流了。

　　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无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而在战后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险恶环境中，无所作为是一种最坏的政治。时代变了，道光帝浑然不觉，结果脚随之跟入新时代，而头脑却依旧留在旧时代。[22]在专制社会中，旨意决定一切。道光帝由此断送了机会。

　　可是，就在他临死前，广东又传来了使他兴奋的好消息。

　　依据耆英照会，英国获得了从1849年4月6日起自由进入广州城的权利（后将叙述）。时限将至，道光帝看到两广总督徐广缙奏折中有“拒之过峻，难免激成事端”一语，下旨“暂准入城以践前约”。[23]可这道谕旨到达广州时，民众激越的反入城情绪已使徐广缙无法执行。于是，徐一面制造伪诏对付英人，一面将拒绝入城的情况奏报道光帝。当道光帝听到英人放弃入城（实为暂时搁置）的消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