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海君看着檄文上的“红毛”“佛郎机”字样，忽然觉得头一阵发晕。他以为能分清“贸易”与“传教”，却不知在百姓眼里，荷兰的炮与佛郎机的十字架，都是“西洋妖物”的一体两面。

天启三年三月十二，清州的乡兵踩着融雪，逼近汉城的慕华馆。李倧骑着白马，旗帜上写着“斥佛郎机邪教、绝红毛奸商”，比之前的“斥邪排洋”更具体——金瑬说，得让百姓知道，咱们不是反“所有西洋人”，是反“害国的西洋人”。

守城的军户早有怨气。他们见过荷兰商人用劣质火药换走最好的铁砂，也听过佛郎机教士说“不必敬父母”，此刻见李倧的旗帜，竟有人偷偷放下吊桥，喊着“绫阳君替天行道”。

巷战只持续了一个时辰。光海君的亲兵拿着荷兰火铳，却被乡兵用锄头、扁担打散。柳希奋想拉着光海君从秘道逃去江华岛，却被守在出口的老吏拦住——老吏举着本《论语》，说“要逃，先砸了孔圣人的书”。

“不必逃了。”光海君推开柳希奋，望着涌进来的乡兵，忽然笑了，“李倧，你以为分清楚‘红毛’与‘佛郎机’，就能躲得过明朝的算计？”

李倧坐在勤政殿的御座上，听金瑬宣读光海君的罪状，每一条都分得清清楚楚：“一、与荷兰私订密约，以铁砂换炮，资敌肥己；二、容佛郎机教士传教，毁我儒教；三、压制儒生，阻塞言路……”

金尚宪捧着那枚被光海君藏在匣子里的荷兰银圆，高高举起：“这就是红毛夷的‘谢礼’！光海君用咱们的铁砂，换来了这个！”

银圆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像块凝结的血。

三月十三，仁祖李倧下的第一道圣旨，是“驱逐洋人”：荷兰商人限三日内离开朝鲜，佛郎机教士永不得入境；江华岛的荷兰火炮全部熔毁，佛郎机人的传教册子当众焚烧。

范德林在“鹿特丹号”的甲板上，看着岸上熔炮的火光，对大副骂道：“早说过别带佛郎机人，现在好了，生意黄了！”他不知道，朝鲜译官偷偷塞给他的信里，李倧说“若荷兰只做生意，不帮佛郎机传教，来年可再议”——这是金瑬的主意，留条“只谈利、不谈教”的路。

阿尔瓦雷斯被押上船时，对着汉城的方向画了个十字：“天主的福音，总会回来的。”

译官冷冷地说：“我们国王说了，佛郎机的船再来，只许带货，不许带人。”

四月的紫禁城，朱由校翻着许显纯的密报，嘴角带着笑。密报里说，李倧把“红毛”与“佛郎机”分得门儿清：“绝荷兰贸易，逐佛郎机教士，却留了‘只通商、不传教’的活口。”

“这李倧，比光海君懂‘分寸’。”朱由校拿起块番薯干，“知道明朝恨的是‘教乱纲常’，不是‘商通有无’。”

王安在旁道：“朝鲜新王派来的使者说，愿用两倍的价钱，买咱们的‘改良番薯种’，还说‘永绝西洋教，只学天朝农桑’。”

朱由校望着窗外的海棠，忽然想起豆满江对岸的巴布泰——听说李倧派人送去了十车糙米，说“只要不犯边，可互市”。这新王倒是会办事，既用“斥邪”稳住儒生，又用“通商”安抚女真，还不忘给明朝送“顺民”的信号。

“告诉许显纯，”皇帝用朱笔在密报上批了行字，“送朝鲜二十石‘百日种’，就说‘天朝嘉其明辨邪正’。”

他顿了顿，又道：“让巴布泰‘少抢点’。李倧刚上台，得让他喘口气——只要他乖乖种番薯，不跟荷兰、佛郎机勾连，这朝鲜，就还是咱们的‘藩屏’。”

汉城的五月，金尚宪在成均馆讲“春秋攘夷”，特意加了段“辨红毛与佛郎机”：“红毛者，贪利之狼，可防不可纵；佛郎机者，惑心之狐，必驱之务尽。”台下的儒生们点头称是，仿佛终于分清了“狼”与“狐”的不同。

李倧则在咸镜道设了“番薯营”，用明朝送来的种子开荒。他站在田埂上，望着绿油油的薯苗，忽然对金瑬说：“荷兰的炮或许有用，但佛郎机的教绝不能留。这天下，终究是‘吃饭’比‘传教’要紧。”

江华岛的旧址上，熔炮的铁水已铸成农具，插在新垦的田里。偶尔有渔民说，夜里看见荷兰船在巨济岛外徘徊，却没再靠岸——它们在等“只做生意”的信号。而佛郎机的船，据说转向了日本，那里的大名对“教”的容忍度更高些。

豆满江的水又开始暖了，巴布泰的骑兵在北岸牧马，望着南岸新插的“番薯营”旗帜，没再南下。

这片土地上的博弈，从来都需要“分清账”：哪些是能换的利，哪些是必守的义；哪些是可暂容的商，哪些是必驱逐的教。就像田里的番薯，要分清藤蔓与块根——藤蔓要剪，块根才长得实。

天启三年七月，万丹港的胡椒香气里混着咸湿的海风。郑一官站在商栈二楼的露台上，指尖划过海图上“平户”的位置，忽然没来由地一阵心悸。案上的账册摊开着，李旦刚算完与荷兰人的硫磺交易：“红毛夷在长崎外海还有三艘残船，德川幕府不让靠岸，倒省了咱们动手。”

郑一官没接话，目光落在海图边缘的小字——“平户藩，田川氏”。这几个字像根针，刺破了他脑海里那层模糊的薄膜。

他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这个秘密藏在意识最深处，像南洋海底的沉船，平时沉寂无声，却会被某个浪头拍得浮出水面。此刻，随着“平户”“田川氏”这几个词，零碎的记忆碎片猛地涌来：

——一个穿着和服的女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