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汗拒绝明人的“耐寒薯种”，结果冬天白灾饿死了三百头羊，而接受薯种的札萨克图汗部，牲畜存活率竟高了三成。

李之藻拿起块薯种，往地上的沙盘里摁出个圆坑：“汗王要是信不过，咱们可以立个赌约——我用这铁犁犁出十亩地，要是秋收时亩产不足十石，我把脑袋留在喀尔喀。”他忽然朝河对岸喊了声，几个明兵抬着个大木牌走过来，上面用蒙汉双语写着“互市新规”：“一匹马换薯种二十斤，一张狐皮换铁剪一把，孩童能背《杂字》十句，免费领棉布一尺。”

额璘沁的目光落在“孩童背《杂字》”那条上，忽然想起上个月去归化城，看见额哲在学堂里用毛笔写“番薯饱腹”，旁边的蒙古孩童跟着念“阿古拉是薯、额博是饱”。那时他才明白，明人要的从来不是草原的土地，是让草原的孩子，从学会写“薯”字开始，慢慢觉得明人的铁犁和自己的牧鞭，原是一回事。

入夏时，克鲁伦河畔冒出数十座“双语帐”。帐外挂着汉蒙对照的“番薯种植图谱”，帐内的案上摆着《农政全书》和《蒙古秘史》。李之藻带着农师教牧民给薯苗掐尖，土谢图汗的女儿其其格则跟着明兵学算术，用算盘计算羊群和薯田的产出比。

“明人说，明年要在肯特山建学堂。”其其格拨动算珠的手指停在“百”位上，算珠碰撞的脆响里，混着帐外牧民学唱“锄禾日当午”的调子，“他们还说，要请黄教喇嘛来教经文——用汉文和蒙古文一起写。”

李之藻望着帐外正在翻地的土谢图汗，老人手里的铁犁比年轻人用得还稳。远处的互市上，蒙古妇人用番薯干换明人的针线，汉商数着羊皮的手指沾着薯泥——这场景让他想起徐光启临行前的话：“草原的风，会带着番薯的甜香，比任何圣旨都跑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