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我承诺——所有资金流向公开，每月在村务公开栏公示，接受第三方审计！”

这话一出，人群骚动。有人动容，有人怀疑，也有人冷笑。

“公开？上一任说公开账目，结果呢？连张发票都看不到！”

“第三方？请的是谁？是你家亲戚吧？”

赵哲不恼，反而笑了笑：“明天开始，村务监督委员会由村民代表选举产生。我会亲自监督，每一分钱，都经得起查！”

他这话，像一阵风，吹散了些许怒火。可那火种，仍在。

接下来的半年，柳家村变了。

村东头的荒地被推平，塔吊林立，混凝土搅拌车日夜不休。大柳商贸集团的项目如火如荼地推进。赵哲亲自监工，每天穿着工装靴在工地穿梭，手机不离手，电话一个接一个。他请来了市里的规划院，还和一家连锁超市签了入驻意向书。

“赵书记，这回真要干大事了！”施工队长擦着汗说。

“干大事，就得担大责。”赵哲望着工地，眼神发亮，“我要让柳家村，成为太行山下第一村！”

变化是看得见的。村里的小卖部生意好了，外来工人多了，快递点每天收几十个包裹。几个年轻人回村开了小吃摊，月入过万。连村口那只流浪狗，都胖了一圈。

可另一些变化，却藏在暗处。

村民们的分红，真的“暂停”了。每月公布的账目，字迹工整，数据详实，可没人看得懂“资金拆借”“预付工程款”这些术语。有人去问村会计，得到的答复总是：“这是商业机密，不便透露。”

“商业机密？咱们的钱，成了商业机密？”村民王老三气得砸了茶杯。

更让人心寒的是，大柳商贸集团的管理层，清一色是赵哲的亲戚、同学、赵德福的老部下。财务总监是赵哲的小舅子，工程部经理是赵德福的表侄子，连保洁主管，都是赵家远房亲戚。

“这哪是村办企业？这是赵家私企！”村民们私下议论。

而赵哲，似乎已不再掩饰他的“权威”。

一次村民代表会上，有人提意见：“赵书记，咱们能不能恢复部分分红？老人看病、孩子上学，都等着钱用。”

赵哲坐在主位，慢条斯理地喝茶，头也不抬：“分红是小钱，发展是大事。你们要是只看眼前这点钱，那就别怪我说话难听——”他抬眼，扫视全场，“柳家村，不需要一群短视的村民。”

会场一片死寂。

自那以后，再没人敢提分红。

可暗流，正在涌动。

2018年夏，大柳商贸集团的商业街主体竣工，几家连锁品牌入驻，开业当天，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赵哲站在舞台上，意气风发地宣布：“柳家村，正式迈入城市化新时代！”

台下，有村民鼓掌，也有村民低头不语。

“是变好了，”一位村民看着整洁的街道，轻声说，“可我怎么觉得，这村子，越来越不像我们的了？”

他的邻居苦笑：“我们的村子？现在是赵家的了。”

项目是见了成效。村集体收入从年入几十万，飙升至三百多万。赵哲在年终大会上宣布：“明年起，将按比例恢复分红，同时为村民缴纳补充养老保险！”

台下掌声雷动。

可就在这片“曙光”中，裂痕已深不见底。

村民们发现，他们虽是“股东”，却无权过问经营；他们虽是“主人”，却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他们虽是“受益者”，可分红何时恢复，还得看赵哲的脸色。

更有人悄悄算账：大柳商贸集团的资产，已超五千万，可村民的“股份”，却从未量化到人，从未分红到账。钱，进了哪里？

没人敢问。

直到2018年秋，一封匿名信，被贴在了镇信访办门口。

信中列出了大柳商贸集团的几笔异常资金往来：一笔两百万，转入赵哲妻子名下公司；一笔三百万，用于购买市里一套高档公寓；还有多笔“咨询费”“服务费”，流向不明账户……

镇里派人来查。

赵哲却镇定自若：“所有资金，均用于项目运营，合同、发票齐全。赵哲妻子的公司，是项目设计方，合法合规。”

调查组无功而返。

可村民不信。

“合法？那为什么从不分红？为什么账目永远‘正在审计’？”

“我们不是要反对发展，”一位老教师在村群里发话，“我们只是想问一句：这村子，到底是谁的？”

没人回答。

柳家村的未来，像被一层浓雾笼罩的远山，轮廓模糊，方向不明。

赵哲依旧每天在工地上奔波，他的头发土了些，眼神却更亮。他对着投资人说：“三年内，我要让大柳集团上市。”

可每当夜深人静，他独自站在村委会楼顶，望着村里零星的灯火，听着远处高速路上的车流，他会想起父亲的话：“要照顾好乡亲们。”

他照顾了吗？

他给了他们工作，给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一条“发展”的路。可他，也拿走了他们的分红，拿走了他们的知情权，拿走了他们对“公平”的最后一点信任。

村民们依旧在等。等一个真相，等一个回应，等一个“赵书记，你到底有没有把我们当人看”的答案。

他们开始组织。悄悄地，用微信建群，用纸笔记账，用手机拍下每一张公告。他们不再只是愤怒，他们开始学习政策，学习法律，学习如何“合法维权”。

他们知道，对手强大。

可他们也明白，沉默太久，就是共谋。

一场风暴，正在这看似平静的柳家村中酝酿。

而那迷雾之外的远方，是否真有阳光，谁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