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他与中国历史的种种复杂纠葛，并没有在中国小说中得到真实和相对丰富的呈现。

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我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知识分子的命运。2002年，我发表了长篇小说《花腔》，希望这部小说对知识分子与革命、大众、历史的关系，做出某种探究。当开始写作的时候，我认识到，中国的现实状况和写作境况都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因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俗化浪潮已经席卷中国，西方发达国家的所有经济和文化产品已经涌入中国的大街小巷；而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历史依然带着强大的惯性在向前滑行。与此相适应，一方面中国好像已经进入后现代时期，与国际社会充分接轨，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依然处于前现代时期。这是一种特殊的中国式的处境。

因为处于前现代时期，所以一种可以被称为传统的痛苦，比如贫困、专制、暴力、愚昧、压抑，依然让中国知识分子忍受着良知的折磨。有良知的中国作家，都能时刻感受到这种痛苦的“重”，一种难以承受的“重”。波兰作家米沃什，曾经把波兰比作“另一个欧洲”，意思是说，波兰虽然属于欧洲，但是波兰人却依然生活在欧洲的某一段早已过时的历史过程当中，经受着那种过时的痛苦。中国目前的境况与米沃什曾经描述过的境况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也可以被描述成“另一个亚洲”，“另一个东方”。但是我想，无论是亚洲、非洲还是欧洲、美洲的作家，只要具有世界眼光，只要具有清醒的历史感，他都会认识到中国作家的那种“重”的痛苦，依然具有普遍意义。

除此之外，中国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了全球化和世俗化的浪潮之中，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感受到另外一种痛苦，这种痛苦对中国人来说还比较新鲜。那就是在中国长达百年的乌托邦梦想破灭之后知识分子灵魂的空虚，由于现代技术对人的统治而带来的无力感，以及被压抑的欲望获得释放之后的困乏状态。这种新鲜的痛苦，如果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说法，或许可以称为“无法承受之轻”。更多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就在这两种痛苦之间徘徊，并为此发出悲鸣。

我最后想说的是，对于“重”和“轻”的双重书写，对于“重”和“轻”的关系的繁复探究，有可能是中国小说的重要篇章。一个民族国家百年来的梦想和实践，中国知识分子百年来的成功和失败，也就在这“重”和“轻”的书写中得到呈现。

（2007年11月，应“亚非作家会议”邀请，李洱赴韩国全州出席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