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作为一个作家真是生于斯死于斯，生于媒体死于媒体。比如，现在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来自没有大众传媒的刺激，鲁迅的小说会是什么样子？先不说鲁迅的杂文都发表在当时的报纸上，杂文嘛，他要立竿见影，要一针见血，要痛打落水狗，所以选择报纸可以理解。但鲁迅的小说，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也都是在报纸上连载的。而且因为报纸版面的变化，编辑工作的调动，鲁迅可以随时调整每个段落的字数。如果不是因为编辑催稿过急，阿Q先生还可能多活几天呢。他要是多活几天的话，谁知道阿Q身上还会发生什么故事，说不定鲁迅先生不让他死呢，让他成为一个死而不僵的人呢。果真如此，我们从阿Q身上发掘出来的对于所谓的国民性的认识，与今天会有很多不同。因为鲁迅和福楼拜的例子，我们是否可以稍微胆大一点，来下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是中国现代小说还是西方现代小说，它的肇兴都与现代传媒有密切的关系。没有现代传媒的介入，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小说，现代小说其实也是现代传媒发展的重要成就。

鲁迅这样的作家，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似乎还可以理解。那么另外一些作家，另外一些在我们看来是桃花源中人的作家，比如沈从文，他也会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而且他看世界的方式，他想象世界的方式，他表达世界的方式，他的小说文体都与大众传媒的影响密不可分。但非常奇怪，我们往往会忽略这一点。为什么会忽略？因为他的小说文体与大众传媒的关系非常隐蔽。沈从文只写了一部长篇，就是《长河》。《长河》最早也是报纸上发表的，是发表在香港的报纸《星岛日报》副刊上面，时间是1938年，从8月连载到11月。最近，因为我的那部写乡土生活的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再版，有人问到我对乡土文学的看法。我不能乱说啊，就把沈从文、赵树理的小说看了一些。沈从文的小说我看的就是《长河》。《长河》出单行本的时候，沈从文又写了个题记，讲了写这部小说的缘起。他讲到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他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这个时候他离开凤凰已经十八年了。所以他说，他一进入凤凰，发现什么都变了，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乡村社会的那种正直朴素，那种人情美，几乎消失殆尽。然后，他提到了“现代”二字，他说“现代”二字到了湘西，显得非常具体。怎么具体呢？就是原来抽水烟的，现在改抽纸烟了，人们现在也开始吃罐头了。同时，政治生活中的公文八股，也进入了人们的交际，进入了人们的日常口语。然后，他荡开一笔，又提到了他最著名的《边城》。他讲到了他为什么写《边城》，说自己写《边城》，是为了将“过去”和“当前”进行对照，他要提出的是民族品德的消失和重造问题。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前面提到“人情美”这个词。写人情，写情义，这是中国小说的最重要的主题，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所以他这里说的是民族品德的消失和重造问题，起码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他对人情美的吁求。他接着又说，他还要将写《边城》的路走下去，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怎么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素朴的样子，加以解剖和描绘。

沈从文的题记写得很长，我们从中可以读到这样一个信息，如果他没有在京城生活的经历，如果他没有接触到现代媒体，他是不会写《长河》和《边城》的。有意思的是，在《边城》当中，沈从文实际上根本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将“过去”和“当前”进行对照，他向我们展示的是湘西社会非常纯美的那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造了一个希腊小庙，所以那种纯美带有某种宗教情怀。而在《长河》当中，沈从文不断地提到现代媒体，其中提到最多的是《申报》。我在写《花腔》的时候，曾经查找过一些关于《申报》的资料，因为这是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十九世纪创刊，1949年才停刊。它的影响有多大呢？大到成为报纸的代名词，成为现代中国传媒的代名词，有点像用鲁班来指称木匠，说到投降派那就是宋江。在提到《申报》的时候，沈从文还经常提到一个现代词，当时那真是个现代词，和现在的“新农村运动”一样很现代的，这个词就是“新生活运动”。我们都知道，那是蒋委员长亲自抓的，这个运动从1934年一直持续到1949年。十五年啊，这应该是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运动，比后来的“文革”还要长。我们在钱锤书的《围城》当中，也可以看到对新生活运动的有趣描述，反讽式的描述。小时候我看过一部书《金陵春梦》，也叫《侍卫官札记》，里面对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也有许多有趣的描述。我们现在都知道，行人走路靠右走，这其实就是新生活运动的内容之一。当然这个运动，一方面是要跟世界文明接轨，开车走路要靠右，一方面是要提倡所谓的礼仪廉耻，复兴传统文化。既要搞接轨，又要搞复辟，两手都要硬。这其实是现代以来中国历次运动的核心。怎么说呢，这么一来，《长河》这部小说就变得非常有趣，既充满着民间话语，又充满着一系列大众传媒话语，而那些大众传媒话语大都是用民间话语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呈现出一种新的现实。沈从文写《长河》的时候野心大得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