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个缺点。后来，我们发现，如果没有这些，普里斯特利作品的开端就会没有多少戏剧性，而它的泛泛而论恰恰具有激励性。

我突出了《时间和康韦一家》中手法的新意；当然，这不是说它缺乏其他优点。

徐鹤林 译

[1]John Boynton Priestley （1894—1984），英国剧作家、小说家。

弗兰茨·卡夫卡[1]

这位作家的生平，除了同他非凡的作品未经明确的关系之外，别无其他神秘之处。卡夫卡于一八八三年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区。他的父母稍有家产。卡夫卡攻读法律，取得博士学位后就职于一家保险公司。关于他的年轻时代，我们知道两件事情：一次失败的爱恋和喜爱阅读冒险小说以及有关旅行的书籍。他是个结核病患者，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蒂罗尔、喀尔巴阡山以及厄尔士山的疗养院里度过的。他的第一部小说——《美国》——发表于一九一三年。一九一九年他在柏林定居，一九二四年夏天他去世于维也纳附近的一家疗养院里。同盟军的卑鄙封锁（他的英语译者埃德温·缪尔如是说）加速了他的死亡。

卡夫卡的作品包括三部未完成的小说和三卷本的短篇小说、箴言、信件、日记和草稿（这些作品中的前四种已在柏林出版，后两种在布拉格出版）。

《美国》是他的小说中最有希望的一部，但也许是最不典型的一部。另外两部——《审判》（一九二五年）、《城堡》（一九二六年）——的结构完全像埃利亚的芝诺的那些永无止境的悖论。前一部中，主人公逐步被一件愚蠢的案子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无法弄清楚自己被控的是什么罪行，甚至无法面对要审判他的看不见的法庭；法庭则未经审判，就判处他绞刑。后一部中，主人公K是位土地测量员，他被叫到城堡里去，但是他始终没有走进那座城堡，至死也没有得到统治他的当局的承认。

在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中，我认为最值得称道的是《中国长城建造时》，还有《豺与阿拉伯人》、《在法的门前》、《一道圣旨》、《饥饿艺术家》、《家庭之父的悔恨》、《秃鹰》、《巨鼹》、《一狗的研究》和《洞穴》。

徐鹤林 译

[1]此篇及下篇初刊于1937年10月29日《家庭》杂志。

赫·乔·威尔斯《布伦希尔德》

这也并非难以置信，遥远的和未来的注释家们会把威尔斯的作品归纳为六个不同的人：一、虚幻的叙述者（《时间机器》、《隐身人》、《登月第一人》、《莫罗博士岛》和《普拉特纳的故事》）；二、乌托邦主义者（《旧世界替代新世界》、《在美洲的将来》、《上帝，隐形的国王》、《提前》和《公开的谋反》）；三、心理小说家（《伊萨克·哈尔玛先生的女人》、《心脏的隐藏地》、《一位主教的灵魂》和《胡安娜和彼德罗》）；四、幽默的英国人（《波利先生的故事》、《爱情和莱维莎姆先生》、《偶然的轮子》和《基普斯》）；五、百科全书的即兴创作者（《生活的科学》、《世界通史摘要》和《世界史纲》）；六、 记者（《黑暗中的俄罗斯》、《华盛顿及和平的希望》和《预测的一年》）。

同样也可以证实，其他的书均来自同一种手法。例如：《托诺–邦盖》属第一类和第四类；《将要出售的房子的形状》属第一类和第二类（更多地属第二类，稍稍带有第一类）。

我肯定，在《布伦希尔德》中同样有风趣幽默的威尔斯和洞烛人心的威尔斯。这种组合是成功的；我阅读过这本书——三百多页——仅仅花了两个晚上。但是，我应坦诚地说，小说的主人公布伦希尔德不如古怪的广告代理人因马努埃尔·克劳特先生更令我感兴趣，更不如有位叫劳阿德的先生，这位令人难忘的被采访者在小说开始前就去世了，他只在主人公的对话或回忆中出现过两三次。我希望作者为他写本书，虽然我担心他的“整体”形象不如上述即时性的和在对话中的形象更丰满。

另一个值得赞美的特点：小说第十章里小说家阿尔弗雷德·宾特的忏悔。这个冗长的忏悔令我们印象深刻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很虚伪，我们觉得阿尔弗雷德·宾特犯下了一桩罪行。他正在为同一桩罪行辩护：杀了个人。（威尔斯——故意地——没有说明这一点。）

徐鹤林 译

奥拉夫·斯特普尔顿[1]

奥拉夫·斯特普尔顿说：“我生来就是受到资本主义制度保护的粗野之人（或者是倒霉之人）。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现在我才学会如何做人。我的童年有二十五年上下，造就它的是瑞士运河、艾博茨霍尔曼小村庄和牛津大学。我尝试过多种职业，但每次都在窘迫面前逃避了。作为学校的教师，我在上圣教史课的前夜，整章整章地背下了《圣经》。在利物浦的一间办公室里，我丢失了订单；在塞得港，我天真地允许船长们运出超过订量的煤。我着手教育民众。沃金顿的矿工和克鲁的铁路工人教给我的东西多于他们从我这儿学到的东西。在一九一四年的战争中，我非常平和。在法国前线，我领导红十字会的一辆救护车。然后是浪漫的婚事以及家庭的常规琐事和奔放热情。像是个三十五岁才结婚的学生，我醒了。我艰难地从幼虫状态进入变形、滞后的成熟期。两种经验控制着我：哲学和相信我们这个人类巢穴的悲剧性无序……现在，一只脚已踩在思想成年的门楣时，我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