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中国人只能用酒浇心中之块垒，做神而不得，只有当酒仙。

神是俯瞰世间的，带着透彻的眼光和悲悯的手指观照芸芸众生，透视悲剧又执着悲剧，以入世的姿态正视奥林匹斯山下的一切，享受生命中的大欢喜和大悲哀。神是积极入世的，用自己的神圣和激情来照耀世间，观照生命和灵魂；仙是消极出世的，道不成，乘浮槎于海，有一点吃不到葡萄就再不看葡萄藤的味道。仙所有的，只是举杯消愁的无奈，是醉里贪欢的忘却，不是用昂扬的精神，如汉密尔顿所说的“活力，而不是活着”的姿态切入人世，而是以忘却和逃避的姿态转身而去，不再回头。当不了神，只好成仙，放白鹿于青崖，散发弄扁舟去也。

所以，神是一种坚强的回归，仙则是无奈的逃避。

于是，紫色的液体中，荡漾的总是意志之直觉的酣醉欢悦；而白色的液体中，晃动的却总是梦魇的杯弓蛇影。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以阮籍为例说：

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

刘伶病酒，经常边走边喝，让一个仆人扛着锄头跟在自己后面，说：“死便埋我。”喝酒喝到这地步，别说神，连仙也做不成了。

再回到辛弃疾吧。当他把自己毕生的心血《美芹十论》“换作东家种树书”的时候，心中该是怎样的一种悲凉和凄怆？当所有的信念后来被发现只是一场梦，所有的名词实际上只是一场欺骗的时候，诗人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疑虑，只有在大醉之中含含糊糊地表达出一点自己的悲凉，这与黑格尔描述的“所有的事物都要被怀疑、被验证，思想没有界限”的希腊人相差何止天壤！如果说，李白尚能怀“散发弄扁舟”之志，借逃避来成为仙的话，随着专制政治的愈加完善和知识分子生活空间的愈加逼仄，辛弃疾那时候的人们，连这点逃避的勇气和能力都已经没有了。于是，酒仙精神在中国也绝种，剩下的，只有酒奴，或者说，成了丧失独立人格和自我精神的专制的奴隶。

说到这里，我想起，苏格拉底死去五十多年后，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因此也可以说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写下了这样的话：

有一种生活，远非人性的尺度可以衡量：人达到这种生活境界，靠的不是人性，而是他们心中一种神圣的力量。有人说，我们作为人要去思考人的东西，我们不应该相信这些人的劝说，而要依照他们内心中的那种更高尚的东西来要求生活，虽然这种东西很熹微渺茫，但是，其力量和价值远胜其余。

这样的生活，真正作为人的生活，离我们的距离，何其遥远！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词苑丛谈》说：“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甫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今乃欲与搔头传粉者比，是岂知稼轩者。”可是，在歌舞沉醉的南宋，士大夫的时尚恰恰却是“搔头传粉”，辛弃疾英雄式的豪壮和悲凉，在一片莺莺燕燕的呢喃中，显得太刺耳，太不合时宜。

丑奴儿

书博山道中壁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不得不佩服中国官僚机构力量的强大，令英雄敛手，令诗人住口，这两件最难做到的事情，它都做到了，而且是在集英雄和诗人一体的辛弃疾身上。

少年时的愁，无非是青春朦胧的感伤，或者若有若无的忧郁，甚至只是为了写诗填词而强加于自己的虚假的忧伤。而当词人年华渐老，饱经世事沧桑之后，才知道，这少年的愁与人生真正的愁相比，相去太远！

能够说出的愁，其实已经不是愁了。当词人如少年时一样再次登上高楼的时候，愁绪已经不在眉间心上，而是已经覆盖了整个苍天，整个大地，无处不在。可是，在这愁之上，一双看不见的手却在收紧，钳制着词人的双手和他的喉咙。“识尽愁滋味”，要多少沧桑与感慨才能凝聚成这一句！而最大的愁并不是愁本身，而是身心被愁缠绕无法自拔，却无法言说。罢了！罢了！即使倔强如稼轩，也不得不学会官场惯见的圆滑，也不得不学会打点毫无意义的哈哈：“多凉爽的秋天啊！”官员们终于放下了心：这个桀骜不驯的武人，这个总让人不放心的文士，终于变得“成熟”了。没人注意到，词人捏紧的双拳，睁圆的双眼，和眼里隐约可见的泪光。

可是，词人还是想开口，还是想如壮年时一样，发出自己压抑已久的呐喊。可是，他发觉，当这呐喊发出时，已不再是呐喊，而是一声断断续续的呜咽，如泣如诉。

摸鱼儿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淳熙六年（1179年），辛弃疾已经四十岁了，距他独领五十骑勇闯金兵大营，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