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极大的专业洞察力和勇气，如果没有赵主任前期的大量排查，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找到诊断，能够想到的所有疾病都不符合，这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指引。”

他打开投影：“现在我们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妥善处理这个已经确证的诊断。我们需要儿科、精神心理科、社会工作科的共同协作，甚至可能需要法律顾问、警察参与。沟通必须极度谨慎，不能是简单的揭穿。”

“但毒物证据怎么呈现？”宋子墨问道，“这是最敏感的部分，而且这部分证据是在我们三博发现的。会不会让家属觉得，附一两年都没发现问题，一到三博就查出下药？”

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处，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杨平身上。

杨平早已思考过这个难题：“在沟通中，我们会淡化医院之间的界限，强调这是一个连续的医疗过程。我们会说，附一前期的全面排查为最终锁定方向奠定了基础，而三博的观察环境和跨学科模式恰好为发现这种特殊行为模式提供了条件。对于毒物证据，我们将它呈现为在整个诊疗过程的全面复查中发现的异常，而不是三博新发现的罪证。”

他看向赵主任和陈教授：“沟通由我、赵主任和陈教授三人主导如何？赵主任代表前期诊疗团队，我代表当前团队，陈教授提供心理专业视角。我们形成一个连续、统一的专业阵线，避免给家属造成医院之间结论不一致的印象，是否需要警察介入，我们看事情的发展，但是提前将此事做备案。”

赵主任有些意外，随即眼中流露出感激。杨平的这个安排，不仅保护了附一的专业声誉，更体现了一种难得的格局，医学的本质是解决问题，而非争抢功劳。

“我同意。”赵主任郑重地说，“作为乐乐前期的主诊医生，我有责任参与这个艰难的沟通过程。”

孙主任此时站了起来，走到杨平面前，伸出手：“杨教授，我为我刚才的玩笑话道歉。你不仅医术高明，更有这份胸襟和智慧。合订本和孤本，我回去就亲自给你送来。”

沟通在第二天上午进行，乔女士看到赵主任时明显愣了一下：“赵主任，您也来了？”

赵主任温和地点头：“乐乐的情况我一直记挂着，杨教授邀请我参与这次重要的讨论，我很感谢，我们对乐乐的治疗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这次沟通比预想的还要艰难。

当杨平逐步呈现观察证据时，乔女士的反应异常激烈：“你们这是在暗示我害我儿子？赵主任，乐乐在附一两年，您最了解我们，我是那种人吗？”

赵主任沉默了几秒，才缓缓开口：“乔女士，这两年里，我亲眼看到您为乐乐付出的一切。没有一个母亲会故意伤害自己的孩子。但有时候，过度的爱和焦虑，加上过去的创伤，可能会让人的行为出现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变化。”他翻开乐乐在附一的病历，“您记得吗？去年三月，乐乐在附一住院时，有三次呕吐发作后，我们常规检查了胃内容物，当时没有做毒物筛查，如果那时候我们想得更广一些……”

他没有说完，但话中的意味让乔女士僵住了。

陈教授适时接话，从心理创伤的角度分析了乔女士童年经历与当前行为可能的关联。当谈到她八岁起照顾癌症母亲的经历时，乔女士的防御终于开始瓦解。

“有时候……我觉得只有乐乐生病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自己活着，感觉到被需要……”她泣不成声，“在附一的那两年，每次医生们围着他讨论病情，每次护士对我说‘您真是个伟大的母亲’，我都觉得那是我唯一的价值。”

赵主任的眼眶有些发红，他现在完全明白了，为什么这个病例会如此棘手，这位母亲需要的不仅是孩子的治疗，更是她自己内心创伤的治疗。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而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沟通结束后，支持小组立即启动了干预方案。由于赵主任的参与，父亲对方案的接受度更高了，他信任这位跟进了两年的老专家。方案延续了杨平的设计：乐乐暂时由父亲一方照顾，乔女士开始系统心理治疗，家庭治疗同步进行。

但在法律和伦理审查环节，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附一作为前期诊疗机构，是否需要为未能更早发现问题承担一定责任？乐乐在附一期间是否有过本可发现的伤害行为？

杨平提议召开两院联合伦理会议，会议上他坚持了一个观点：“医学是一个不断认知的过程。两年前，在缺乏明确指征的情况下，任何医院都不可能对一位尽心尽力的母亲进行毒物筛查或监控观察。附一团队做了符合当时认知水平的规范诊疗。我们现在能发现问题，是因为站在了附一两年扎实工作的肩膀上，并且采用了不同的观察视角和协作模式。”

最终，两院伦理委员会达成共识：这是一个医学认知局限和诊疗模式局限的问题，而非医疗过失。联合声明强调，该病例的解决体现了跨院协作、多学科整合在现代医学中的重要性。

一周后，乐乐出院了。父亲来接他时，孩子脸上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笑容。乔女士的心理治疗也正式开始了，陈教授每周两次为她做心理治疗，赵主任偶尔也会通过电话跟进情况。这已经超出了普通儿科医生的职责范围，但他说：“这个病例教会了我，医生的思维有时需要跨越专科的边界。”

孙主任果然抱来了那套珍贵的合订本和孤本，“说好的，借你两个月。”他用力握着杨平的手，“不过我看以后我们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