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记》，《撒姆耳记》和《列王记》等。那些作者们志向远大，其企图绝不与其激情的灵感相悖。两者几乎是一体，居然没有分开，这真叫奇怪！而在当代小说中它们则是分离的，毫无希望成为一体。

这就是现代小说的毛病。现代小说家被陈腐的“目的”或自我观念所约束，从而让灵感屈就了目的和观念。当然他会否认他有任何说教企图，因为企图像一种黏膜炎，令人难堪。可他就是患了这病，他们都患了这病，同样的病。

他们全以小耶稣自居，他们的企图就是证实这一点。天啊，《吉姆爷》82，《西尔维斯特·伯纳德》83，《如果冬天将至》84，《大街》85，《尤利西斯》86和《潘》87，全是些个悲悯的、同情的或恶毒的耶稣，或完美或尚有缺憾。小说中总有那么一个永远纯洁的女主角，却是一朵花插到了牛粪上！正像《绿帽女人》88一样，纯洁的女主角总是拜倒在耶稣脚下，尽管她的行为可能是误入歧途的。天知道救世主怎么看她们，不管她是谁。不管她们是绿帽女人还是永恒的仙女89，还是别的谁。他们是一群男女主人公，男女小说家，男女基督。他们正在污泥中打着滚。基督不是在地狱中捞过东西吗？很好！90

他们都是有自我观念的小说家！他们的“目的”未免太过分了！这种观念是那么令人厌倦，那么虚假，那么令人作呕！小说抛弃了它们，它们骗不了小说。

现在是我们停止玷污小说的时候了。如果你的目的只是想证明你有资格做基督，而你灵感的细小溪流正在流向罪恶，那就让这小溪流干涸算了，因为它已经死了。还生活以本来面目！为什么要把廉价的“绿帽女人”和“永恒的仙女”之类的生活假作生活的真实？其实小说证实她们的生活绝非生活的本来面目，不过是没完没了的、复杂的、令人生厌的习惯——病态的男基督或女基督。

这些个令人生厌、令人作呕的小说！它们根本不叫小说。在每部大作品中，有哪个人从头到尾都是英雄的？没有哪个人物是，从头到尾的英雄是人物背后无名的火焰，正如《旧约》中上帝是兴趣的中心一样，只是那里面的亲昵程度有点过火了。在大作品中，所有人物的背后是虽不可知但可感受到的火焰，在人物的语言和举止中闪烁着这火焰的一星星火花。如果你过于个性了，过于人情味了，这火花就会熄灭，你获得的就是某种类似生活实则毫无生气的东西，正如同大多数人一样。

我们必须在生死之间作出选择。生，就是上帝之火，存在于一切之中。死，即死物儿。在我写作的屋中，一张小桌子，它是死物，它甚至生气全无。还有一只可笑的小铁炉，但不知为什么，却是个活物；还有一只铁抽屉，天知道为什么它也是活物。另有几册书，全然已死。可那只睡着的猫却十二分有生气。那只玻璃灯则是个死物件了。如何区别生死？谁知道呢！可区别是有的，我知道。

我们不妨称上帝是一切的生和生之源泉。人是一切的死。

如果你想发现生之精髓所在，它存在于生与未知物之间的超然关系中。它似乎存在于某种奇特的关系中，这是一种流动的、变化的、美好的关联。那可笑的铁炉子就说不清为什么属于生，可那细腿桌子就不算，它不过是一块孤零零的东西，像一只切掉的手指头。

现在我们明白小说的最大长处了。它没有“生气”就无法存在。普通无生气的小说，即便是畅销小说，照样沦为虚无。死物埋葬死物，速度之快，令人吃惊。死物也喜欢逗逗乐，可很快逗的和被逗的都会被忘却。

第二点，小说是不容什么说教和绝对的。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及其所说和所做的，都有那么点儿神圣。所以，渥伦斯基占有安娜必定算得上神圣，因为这做法是富有生命力的。而《复活》中的那位女犯和那位公爵则该算死物儿了。那囚车是生气勃勃的，可那个要赎罪的公爵却像一截死木头桩子一样。

是小说自己为我们设下了这些个法规，可我们却花着时间去躲避它们。小说中的人物必须“有生气”。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必得与小说中别的东西之间有生命的联系——雪啦，臭虫啦，阳光啦，阴茎啦，火车啦，丝帽，猫，悲伤，人，吃喝，白喉，倒挂的金钟花，星星，观念，上帝，牙膏，闪电，还有手纸什么的。人物与这些东西之间定要有一种活生生的关系，他所说所做的必得与它们有关才行。

正因此，像《战争与和平》91中的彼埃尔就比安德烈公爵缺少生气。彼埃尔与之保持细微关系的是观念，牙膏，上帝，人，食品，火车，丝帽，悲伤，白喉和星星这类东西。而他对别的东西就不敏感，如雪，阳光，猫，闪电，阴茎，倒挂的金钟花和手纸。总之他缺少生气。

托尔斯泰要扼杀的或混淆的正是那最有生命力的东西。这倒像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当我们看到娜塔莎嫁给了那个彼埃尔时，我们不禁会认为这女人糊涂，没新鲜味儿。

彼埃尔是那种我们称之为“太像人”的人。就是说他局限性太强。人们黏成社会的一群，就是为了限定每个人的责任，这就是人类。彼埃尔就是这种人。这也是托尔斯泰，一个鼓吹基督教博爱观念的哲学家。干吗要把人局限在基督教博爱上面？至于我自己，某一天我会变成一个最可爱的基督教博爱者，学着阿蒂拉92那样把一块生牛排铺在马背上当马鞍子，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