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点将了。“张大爹，你说说吧。”

叫张大爹的老兵，曾经是本地国军的游击队，后来又参加了土改时期的剿匪工作队，一直在乡镇上工作，算是个退休干部。他踌躇半晌才说：

“打日本人，打日本人嘛，我那会儿跟鬼子打游击，在山里转，转来转去的，一天要跑几十里地，没有饭吃，饿肚子哦，还淋雨哟……”

翻译在那里急得抓耳挠腮了，不得不打断他的话，“就说说你们游击队跟日军打仗的故事吧。”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了，要让他们话说到点子上，真不容易。

“中日友好，我没跟鬼子打过仗。”张大爹令人大跌眼镜地冒出一句，“只是有一回，我们碰见鬼子来清乡扫荡。我们排长看见路上有块手表，就上去捡，还没走到表跟前，就被一枪打倒了；班长又上去捡，又被放倒了。这下子，我们才认得鬼子躲在后面，就都跑了。喔哟哟，一口气跑了七八里地，才把鬼子甩掉。”

翻译正要开口，赵广陵说话了。“这个就不要翻了吧。我来补充两句。”

没想到对面的日军老兵森本龙一忽然插进来用中国话说：“翻译的，有。我们，听得明白。你的，”他用手点着赵广陵，“不好。大大的不好。诚实的，没有。”

“啪！”赵广陵一拍桌子，满堂皆惊。他站了起来，指着对方，就像掏枪对准了他，“森本龙一，你的中国话是在松山当侵略者时学的吗？别以为我不认识你！你有什么资格来我的家乡谈诚实？那两个玉米棒子是老百姓给你的？你敢说出真相来吗？不敢吧？那就让我来审判你。1944年9月7日，松山终于被我远征军攻占，你和二十多个鬼子从松山背后逃脱，渡过了勐梅河，一路向龙陵县城方向逃窜。你们日本军人不是没有逃兵吗？不当逃兵你怎么能人模人样地坐在这里？为什么不为你们的天皇剖腹自杀？你们一路夺关而逃，逢人必杀。尤为残忍的是，9月10日，你们在山道上袭击了我方的一支马帮民工运输队。杀死了押运的一个军官和六个士兵。让你们失望的是运输队驮的只是弹药和纸币，没有你们想要的吃的和穿的。为了抢夺赶马的老百姓的衣服，以便于你们化装潜逃。你们命令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把衣服都脱下来。结果才发现原来她们全是女人，从十几岁的大姑娘到二三十来岁的母亲，有的女人还背着小孩。但你们仍然强行脱光了她们的衣服。在战败逃命的路上，你们这帮禽兽不如的东西都干了些什么？还要我一一说出来吗？这些可怜的农家妇女全部赤身裸体地被你们用刀刺死、砍死，推到山涧里。总共三十二名妇女，还有三个背在母亲背上的孩子。你还记得这个数字吗？我们的县志上永远给你们记载着，我们的心里也永远记着。今天在座的中国人，都可以为我说的话作证。你现在诚实地告诉我，那两个玉米棒子是从哪位妇女手上抢来的？”

森本龙一镜片后的目光恨恨地盯住赵广陵，似乎想把对方的话语压回去，但那目光逐渐黯淡了，散乱了。他看到了满屋子的仇恨，看到了那些刚才还畏畏缩缩的中国老兵现在都挺直了脊梁，连那个一向对他们友好的副县长，也恨得一把捏断了手上的铅笔。而他的同胞、共同社记者芳子小姐则羞愧地把头扭向了一边。他甚至看到了她脸上的厌恶。他最后不得不站起来，略微一欠身，用中文准确地说：

“哈伊！赵先生，这是一起不幸事件。”

“不幸事件？你们就这么轻描淡写死了几千万中国人的战争？”

“赵先生，战争就是这样。不死人，还叫什么战争？”森本龙一回应说。

“强奸妇女，杀戮儿童，把你们的兽行施加于无辜的老百姓身上，就是你们的战争？”赵广陵讥讽道。

森本嘴唇哆嗦，脸色苍白，身子摇晃了几下，忽然奇怪地淌起鼻血来，就像脸上挨了一拳。乌黑的血滴滴答答地顺着他肥厚的下巴流到西装和衬衣上。会场一下乱了，他身边的秋吉夫三忙去搀扶他，中方的接待人员也赶忙跑过来帮忙，副县长大喊，快叫救护车来，送医院，送医院。

接下来座谈会变成了声讨会。那些刚才还谨小慎微的农夫老兵像在当年的战场上听到了长官喊冲锋的命令，全都上阵了。有的说日本军队当年如何烧村庄，抓女人；有的说日本军人抓到一个景颇族的抗日土司头人，不用枪杀，也不用刀砍，而是吊在树上，下面烧一堆火，也不烧到人，慢慢地像烤一只羊那样把人烤死。更不是人干的事情是你们抓来土司的两个儿子，让他们去挖自己父亲的心肝，在一边倒好了酒的鬼子队长命令说，快去挖，我们要吃炒肝了。这两个儿子哪里做得出来这连畜生都不会干的事情？结果他们也被杀了。鬼子那天就吃了三副人肝。

剩下的三个日本老兵就像被对方强大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或许他们现在才会明白，战争中犯下的罪恶，就是自己把自己钉上耻辱柱，终其一生也不能偿还。因此他们根本没有勇气去面对，唯有狡辩，仿佛是在躲避扑面而来的复仇弹雨。秋吉夫三诺诺地说，我当年驻守在松山上，很少下山见到老百姓。你们说的那些事情，是我们换防前的部队干的。另外两个日军老兵长谷川和川岛义雄是战后第一次来中国，他们也是日军56师团113联队的幸存士兵。长谷川说我是个运输兵，我没有杀过中国人。但一个中国老兵像法庭上的审判长一样喝道，你的车拉的炮弹、子弹，运送的鬼子，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