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靠的生理资料”这一观点表示同意。指导他们的一个简单逻辑是，在能够治疗性爱相关疾病之前，必须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在1959年1月，经过了数年对于性爱过程中人体在解剖与生理方面反应方式的研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始了一项实验性治疗项目，以改善美国夫妇在性爱生活中的障碍。由于他们的方法并不确定效果如何，因此也没有收取任何费用。最初关于人类性反应的实验让马斯特斯成为了一名研究者，但第二部分的研究则凸显了他的弱点。不管是他还是约翰逊都缺乏心理治疗的训练(尽管《时代》杂志将约翰逊定义为一名“心理学家”)。马斯特斯之前所接受过的最相关的教育是精神病学系关于访谈技巧的3个月课程。约翰逊的经验更为缺乏——仅有一些涉及内心与头脑的杂乱的本科课程。然而奇怪的是，正是由于缺乏训练——特别是当医学院出生的精神病医生都受到弗洛伊德理论教育的时候——他们的实验有了广阔的维度，不受传统的束缚。“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不能做的，这恰恰成了巨大的优势。”马斯特斯说。

弗吉尼亚·约翰逊对于人类行为的本能理解远远超过了马斯特斯的掌握，后来证明这是在探索性爱治疗领域中最为宝贵的一点。作为门诊时笑容可掬、亲切友好的女主人，她目睹了人们在做爱时最为深切的渴望、憧憬以及恐惧，通过这些她学会了在日常工作中如何劝告、安慰并教导他们。她拥有了一定的实践公信力，从而填平了与马斯特斯之间的距离，让自己有机会与他平起平坐，而不再是一名“副手”或者其他可替代的同事。她提出的好几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在他看来都犹如“尤里卡瞬间”[2]。就和一些修理管道的水管工一样，她透过单向镜观察性爱过程并提出实用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设法将成年人的神经质追溯至孩童时期的根源。“至少70%的治疗方案是她的主意。”马斯特斯后来说。约翰逊吸取了其他人的理论，尤其是心理学家艾伯特·艾利斯和天普大学的约瑟夫·沃尔普，前者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创了夫妻共同咨询的先例，后者的行为学理论中反映了B·F·斯金纳、约翰·沃森以及伊凡·巴甫洛夫的一些观点。马斯特斯的同事都嘲笑他所说的革命性治疗模式主要归功于约翰逊的想象。马斯特斯意识到他们正在开创一个全新的途径——其他人称之为认知行为疗法——在较短的确定时间段里令问题获得改善。他们没有用狗或者老鼠做实验，也没有用电流来刺激活体病人。为了改变坏习惯，他们将沃尔普的“系统脱敏”法应用到了自己的治疗方法中——慢慢地学习放松、克服恐惧和焦虑。马斯特斯从不回避约翰逊的支持或者将她的主意占为己有。他越来越多地听取她在治疗方面的主意和直觉，这些后来都证明是有价值的。

约翰逊支持这种双重治疗的方式，特别强调它从一开始便将夫妻双方纳入治疗范畴。在过去，治疗通常只关注“功能障碍”的那一方，比如阳痿的男性或者无法达到高潮的女性。另一方对于治疗始终不知情，通常还会规避问题的责任。丈夫阳痿的妻子不知道她应该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有性方面的进步或者采取主动，或者是否应该继续等。反之也类似，妻子无法到达高潮的丈夫可能无止境地等待，担心自己可能会被归咎为要求过高或者失去兴趣。但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很了解，他们推断说：“在任何遇到某种性生活障碍的婚姻中，都不存在某一方完全置身事外的可能性。”

日积月累之下，约翰逊让马斯特斯明白，许多男人只是不了解女性性爱中潜在的动态。在圆桌讨论中，当大家就记录进行比较时，这一点就变得无比明显。约翰逊相信他们的双重治疗方法可以平衡两性之间的不公平。在一个以男人为主导的世界里，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

“我们正在令男人们彻底明白他们根本不了解女人……”马斯特斯有一次对一名记者这样解释说。

“……并且使他们愿意接受一个女人自己对作为女性的诠释。”约翰逊进行了补充。“95%以上关于女人性爱以及反应的解释和定义都是由男人做出的，这种事情我个人是拒绝接受的，因为其内容往往是不准确的。”

吉尼的观点源于她对病人的病史采集，她花费了大量时间询问个人背景及喜好、尝试发现他们的行为模式。吉尼乐于意见交换，细化病人生活中的不同层面，而比尔则在他的基本询问中显得一板一眼。这种风格的差异非常具有戏剧性。“他非常简短而直率——45分钟是他的历史记录，”她回忆说，“而我在接手第一个病人时，他打通我的电话差不多用了3个小时。”在每一个会谈期间，房间里都有一部电话，便于治疗师与外界联系。拿起听筒，吉尼听到比尔的声音。“他说，‘我以为你和病人都睡着了。’”

吉尼无法掩饰自己本能的好奇，这是她从少女时期在戈尔登城就养成的一种习惯。对于那些有性生活障碍的夫妻，每一个故事都为答案提供着线索。其实，治疗师只是拿着一面镜子，让夫妻双方可以如实地看到他们自己。在专心聆听的时候，她意识到“访问过程中有许多痛苦，数百件事情需要落实”。

最初的面谈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治疗的第三天会揭开他们最有力的工具。他们把它称为“感觉聚焦”——在门诊室之外，通